改革家王安石
文\/朱 虹 龙溪虎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世人又称王文公，北宋著名改革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王安石生活在北宋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一生两次担任宰相，两次被罢免，有着两起两落的传奇人生。他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下笔成书，流露出才华横溢的天资。随父亲宦游南北各地，深刻了解民间疾苦，并逐渐产生为民报国的远大志向。庆历二年（1042年），考中进士，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等职，体察民情，推行变革，政绩卓著。嘉祐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深得神宗器重，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奏议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熙宁二年（1070）任宰相，推行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因守旧派反对，第一次罢去相位，变法遭遇挫折。次年，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为相，改革难以推行，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相，从此闲居江宁府。元祐元年（1086年），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1、初露锋芒的改革家
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步入官场以来，在近三十年主政地方的生涯中，对地方治理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和探索，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勾画了一幅初步的蓝图。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京第一次参加科举，因其文采出众，妙笔生花，本来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却因卷中“孺子其朋”四个字触怒龙颜，被仁宗皇帝取消状元资格，降为第四名，并授淮南节度判官一职。初出茅庐的王安石勤奋好学，时时通宵不寐，一干就是三年。任满后，他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掀开了仕途和人生的新篇章。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历来重视郡县治理，但要真正治理好郡县却并不那么容易。王安石作为鄞县知县，在他主政的三年里，关心民生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矢志不渝，锐意革新，大胆地进行一些改革尝试：一是关注民生。王安石上任伊始，立足于鄞县地方实际，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水利和粮食问题入手，遍访乡邻、考察民生、重视教育、兴修水利，立足为老百姓做实事，在此基础上形成县政治理的决策，把“兴修水利”作为施政的“第一要务”，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二是勇于改革。在鄞县任上，王安石对社会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利用治理鄞县这个机会，进行改革实验，推行了“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法”、“市易法”等变革，并取得积极成效，为日后在全国实行新法积累了初步经验，成为其为社稷国家做大事的人生开端。鄞县之治初露锋芒，成为了王安石的改革试验田，在其人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期满，在临川和江宁呆了一年。皇祐三年（1051）五月，文彦博推荐王安石任馆职，王安石推辞不受，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后来又担任过常州知州。王安石每到一地，锐意改革，惠民为国，留下有目共睹的突出政绩。
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期间，对地方治理作了积极的探索，推出了多项改革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萌生了主宰天下的大志，为他后来寻求变革之道、实施治国理政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2、雄才伟略的政治家
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胸怀安定天下的大志，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因变法而闻名，领导了北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有定评的三大改革家之一。
王安石所处的年代，正值中国古代北宋王朝统治的中期，面临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艰难困境和国家“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积贫积弱局面，王安石为了扫除影响变法的思想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了“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斗争精神来实现其政治抱负。早在地方为官期间，王安石就勤奋读书，尤爱钻研书中的政治对策，考虑为当下的政务所用，并在小范围内试点。比如在鄞县推广青苗法，取得了良好效果，极大地激励了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回京述职，他写了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向仁宗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其激进变革的思想与仁宗的守成思想格格不入，仁宗虽然嘉奖了他的公心，但拒绝了他的改革主张。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他不满朝廷贫弱现状，决心奋起，做一个有为之君。他认为王安石可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迫不及待地把王安石召进朝廷。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自江宁入京，君臣相约变法图强。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提议变法，神宗赞同，遂颁行新法开始变法，史称熙宁新法。
为实现“富国强军”的改革目标，颁布的新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民生等各个方面，重点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集中发力：一是经济上，通过先后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等，大力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发展农业生产和市场贸易，增加百姓收入和财政收入；二是军事上，通过推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减轻军事负担，极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增强国力，彻底改变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新法艰难推行15年（1069-1085年），取得较好成效。但在推行过程中部分举措不当，地方执行中又出现种种偏差，让老百姓利益受到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特别是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变法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从变法中我们看到了他要求改变现实的雄心壮志和治国平天下的雄才伟略。他在变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勇于探索、锐意创新、敢于担当的改革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一些改革举措甚至产生了国际影响，革命导师列宁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改革举措，称他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访中国曾经说过：美国在二十世纪大萧条时代政府实行的农民农业贷款政策，就很像当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
《清明上河图》局部
3、举才济世的教育家
王安石不仅是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王安石变法实现了由“积贫积弱”向“富国强军”的转变，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价值，但他巨大的贡献还体现在教育方面。王安石一生虽然没有专职任教，但他秉承举才济世的教育理念，从变法的需要出发，选才荐才为我所用，顺时应势创办新学，试图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施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充满创新精神，历史上称为“熙宁兴学”。
1.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了明经科，增加了进士科名额，考试内容为本经、兼经和策论，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不再录用只会吟诗作赋的人，而是录用懂得经世之术的人。改革科举制度目的主要是扩大人才选拔范围，让一些真才实学的人才脱颖而出，顺应变法的需要。
2.改革教育体制机制。一是改革太学，创立太学三舍法。宋初太学徒具空名，经过整顿，太学规模方为完备，管理办法趋于细密。创立“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学生按程度分为三等，使学校不仅承担养士任务，而且具有取士职能，让太学养士与入仕做官直接挂钩，使学校成为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地位，使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二是整顿地方学校，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熙宁四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设立学校，让有“经术行谊”者任教授，使地方学校有了很大发展。三是恢复和创设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门学校，以培养专门人才。
3.编写统一太学用书。王安石和弟子一道，对《诗经》《尚书》和《周礼》重新注释，编撰《三经新义》作为太学统一用书，使其作为必读教材，并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最特别的地方在于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为国家养“士”选“仕”。熙宁兴学最大的亮点是王安石设立的三舍法，对北宋教育制度的形成及宋代中后期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安石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对于当前我们深化教育改革,倡导教育创新，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4、才华横溢的文学家
王安石既是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大政治家，也是满腹才情的大文学家，因其才华横溢和韩愈、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文集》等作品存世。当时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经写过一首《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高度赞赏王安石的文学才华。可见，王安石在北宋文坛上具有崇高的威望。
一是主张文道合一。王安石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往往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主张文道合一，强调文学社会功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散文，他主张“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把“适用”贯穿于创作实践中，文笔简洁凝练、雄奇峭拔，一扫西昆派空洞虚弱的文风，被后世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歌名扬天下，作诗既重炼意又重修辞，又新奇深婉，是北宋中期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的继承者和引领者，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词同样别具一格，拓宽了宋词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把政治历史等严肃题材引入词中，其清肃、高远的气象与当时流行的“艳科”形成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为苏、辛词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是诗词自成一体。王安石自幼受父言传身教，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非常强，具有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这种情感融入到他的诗中，使他的诗作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诗歌合为事而作。北宋中期以来，文人多尊崇杜甫的诗风，王安石也学杜甫，契合时代要求，关照现实，不尚虚言，开创了一种瘦硬雄强的宋诗风格，人称“王荆公体”。其中最有名的是《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白描的手法，非常高妙地描绘出了一个喜气洋洋充满希望的场景，形象生动地抒发了他对变法成效的喜悦和对变法必胜的信心，同时深刻揭示了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哲学道理。还有怀古诗《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不被世人理解的深沉孤独感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呈现在世人面前，突出表现了一个改革家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三是创立荆公新学。为了实现“致大同”的社会理想，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立“荆公新学”，主持修撰《三经新义》并作为教材和科举取士标准，颁布到全国各级学校实行，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荆公新学把“道”作为最基本的哲学基础，在社会治理方面强调变革和济世从政的方略和对策，成为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总而言之，总观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实践，无论其诗、文和词都作出了开创性成就，有力推动了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深入开展，扫除了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使北宋文坛耳目一新。清代文人蒋士铨对他的文学成就作了高度评价：千钧笔力气嶙峋，一代文章侍从臣。
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
王安石因为变法彪炳史册，但在历史上也因为变法成为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但无论如何，作为王安石故里——江西抚州市东乡区上池村，现存有荆公桥、荆公陂、世宦祠、西引寺、龙安殿、荆公别墅、“荆国世第”门楼等十余处与王安石相关的遗迹，政府还花费巨资修建了王安石纪念馆让世人缅怀这位仁人才子。早在198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就将上池村王安石故里，列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点。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他身上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比如，严以自律体恤民情，不计名利不徇私情，不畏艰险勇于改革，不畏人言敢于担当，等等。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在怀念王荆公风貌的同时，更应该做的是传承好他的精神，运用好他的思想。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暴露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利益纠葛千头万绪。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过程中，我们需要弘扬王安石“三不足”的大无畏斗争精神，深刻认清改革的历史方位，树立好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合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讲话中多次引用了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以此来激励全国人民登高望远，看清大势，成就大业，谱写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消息综合：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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