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广西化妆品协会宣告成立。不到一个月，6月18日，华南地区又将成立一个新的美妆协会。
可见，国内美妆协会的发展进入了加速阶段。据化妆品观察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2010年三十年间，成立的知名化妆品协会仅有7家。而2020年至今的2年时间，就已经成立了5家化妆品行业协会。
各地协会层出不穷的同时，存在感也日益增强。典型如上海疫情期间，上海日化协会牵头起草了产品资料补录和上传功效依据的延期申请书，并向上海药监局汇报，最终“大限”时间得以延迟8个月。
近日，各地协会又配合政府、联合企业，积极开展2022年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活动，并举办一系列法规论坛会、行业培训班。
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诞生已有40余年的化妆品协会，正迎来新的使命与机遇。
40年变迁
新条例下协会迎三大变化
纵观协会40余年发展史，呈现出三大变化。
1、监管主体变化：从自主成立到药监局牵头。
2010年，全国最大化妆品市场集群基地——白云化妆品流通商圈内的化妆品企业，发起成立了广州白云化妆品行业协会。这成为彼时企业抱团，自主成立协会的一个典型。
如今，这一模式悄然改变，监管部门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协会组建中。比如今年5月25日刚刚成立的广西化妆品协会，便由自治区药监局力推成立；2020年12月成立的湖北化妆品生产企业协会，也得到了湖北药监局的大力支持。
还有不少协会的主管单位就是政府监管部门。譬如，山东省化妆品行业协会，业务主管单位为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天津市日用化学品协会，管理部门则为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这一演变，与新条例（即《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不无关系。其第七条指出，“化妆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督促引导化妆品生产经营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推动行业诚信建设。”
“自从新条例发布之后，全国各地涌现出很多新的协会”，山东省化妆品协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牟云帆指出，被写进新条例之后，协会的作用意义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药监局开始意识到协会的重要性，因此积极推动协会的组建。
2、范围变化：从国家级到地区级。
目前，国内较知名的三个国家级协会——中国香化协会、中国日化协会、中国美发美容协会，均成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而近年来成立的协会，大多以地区性协会为主，例如湖州、湖北、郑州、黑龙江、广西等地，均在新条例发布后组建了省级、市级化妆品协会。
某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大部分美妆重镇都完成了协会布局。相较之下，“市级协会主要配合当地政府的工作，权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局限；国家级协会虽辐射全国，但很多工作没法细化落地；相较而言，省级协会最接地气，为企业排忧解难能做到实处”。
以产品注册备案为例，他指出，虽然特殊化妆品的注册审批权掌握在国家药监局手里，但普通化妆品的备案审核权已下放至省药监局，对于企业备案时遇到的难题，省级协会在新规普及、反馈诉求、上传下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核心职能变化：从制定团标到新规宣贯。
据不完全统计，新条例配套法规有将近20部，于企业而言，无论是理解还是执行，都是不小的压力。
基于此，多位协会负责人透露，近年来协会的一系列工作，主要围绕新规展开。
“这3年法规带来的变化，比过去30年的变化加起来还大，协会承担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明显强化，而且还承担着相关法规的解读和培训职能。”杭州市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沈伟良如是表示。
上海日化协会秘书长陈亦华持有相同观点，“新规只是提出纲领性文件，如何落地，需要协会落实”。据其介绍，近两年，上海日化协会侧重于新规宣贯，组织了一系列法规论坛会、专业人才培训等，就在今年6月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协会还举办了“儿童化妆品高质量发展论坛会”。
纾困解难
8000亿市场下的“娘家人”
近年来，中国化妆品市场快速增长，现已成为全球化妆品消费第二大国。据Euromonitor数据，预计2024年中国化妆品市场将突破8000亿元。
迅猛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各化妆品协会这一行业“助推器”的帮助与扶持。
如北京日化协会副秘书长陶丽莉所言，“目前，我国化妆品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窗口期，化妆品安全治理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单纯依靠政府监管难以实现，而扮演着‘协调者’角色的协会，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和载体”。
某业内资深人士也指出，行业协会作为一种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可有效解决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双失灵”困境。“政府不方便做的事情，行业协会可以来做，相较而言，协会更加灵活，不受制于体制的约束”。
以成立不到2年的湖北化妆品生产企业协会为例，据其会长陈出新介绍，近来，协会针对新规配套文件的落地问题，做了不少实事，包括就《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向企业征求意见，以及调研企业在申请延续化妆品许可证中遇到的问题，并向政府部门反馈。
在上半年的疫情大考中，上海日化协会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受困于疫情，品牌停运、工厂停工、货品滞留，上海美业集体渡劫。
随后广东、浙江、北京等地药监局纷纷响应这一政策。不少人感慨，“延迟大半年，可谓是救命稻草。”
“‘规范产业、发展行业、服务企业’是上海日化协会的宗旨 ，最终落脚点是落到服务企业上来，只有为企业办实事，做企业欢迎的事，协会才有凝聚力”，陈亦华如是表示。
时间再往前拨。2016年，山东省发布了《山东省化工项目投资管理规定》，要求全省化工相关企业关停并转，必须进驻化工产业园。一刀切的严管下，化妆品企业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山东省化妆品协会写了大量文件、报告，向省药监、工信、发改委反馈情况。2019年8月，山东省发布修订后的《山东省化工投资项目管理规定》，明确指出，化妆品相关企业无需强制性搬进专业化工园区。
“我们跑了两年时间，最终解决了全省化妆品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时至今日，牟云帆仍为当年的付出感到欣慰。
“协会成立后，我们有了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也有了可以帮我们维权的‘娘家人’。”一位从事化妆品行业十余年的企业负责人告诉化妆品观察，协会的成立有助于缓解行业在目前大经济环境下的压力，“我们可以一起抱团取暖。”
四大掣肘
协会开启淘汰赛
随着协会的作用日益凸显，牟云帆断言，接下来，政府会不断加强与协会的连接，同时下放一定的权力，让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大势所趋。
这从各地颁布的产业发展规划中可见一斑。去年9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正是得益于上海日化协会前期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而今年1月28日颁布的《山东省关于促进化妆品高质量发展实施的意见》，从发起、起草、修订，山东化妆品协会都是原始发起单位之一。
不过，虽然行业协会的存在感日益增强，但其发展仍存有诸多掣肘。
其次，职能作用受限，话语权不够。作为桥梁和纽带，协会跟政府对话、替企业发声，但有时呼吁、推动某个项目时，得不到重视，不能及时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三，政策不配套，专业人才缺乏。协会换届严格按照体制程序来，但员工没有编制，由于经费欠缺，也无法给予高薪，导致协会人员流动性大，留不住专业人才，兼职人员过多也不利于协会的长远发展。
与此同时，陶丽莉认为，地方性行业协会的生存发展状况与该地区化妆品行业的繁荣程度密切相关，我国化妆品产业发展区域分布不均衡，致使化妆品相关行业协会的发展也不均衡。
“比如，由于环保压力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原因，北京市化妆品生产企业数量近年来呈递减趋势，致使协会曾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近几年，北京市化妆品产业政策有所调整，化妆品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协会才得以继续发展”。
除此之外，各地协会争相涌现，也不排除有面子工程、“僵尸协会”。
“由于化妆品行业正在快速迭代和洗牌，也给很多行业协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不能跟随行业同频共振的协会很容易被淘汰”，沈伟良指出，一个优质的行业协会有“三大不能”，不能过度依赖政策红利，行政化和官僚化色彩过浓；不能丢掉“服务政府、服务会员、服务社会”的初衷，不然会打击企业积极性；不能有始无终，成立时轰轰烈烈，却毫无作为，成为“僵尸协会”。
正如中国美妆小镇美妆健康协会会长束毅峰所言，后疫情时代各行各业都开始内卷，协会也不例外，一个行业协会独占企业资源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协会必须具备高度的敏锐性，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本领，打造精准化、差异化的服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