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将圣人君子塑造成道德主体的人格典范后，古代中国立志期许成为圣贤者代有人出，数量不少。他们在学术、心态以及行动方面以圣贤为模范，表现出浓厚的“圣贤情结”，奠定了圣贤君子在儒家传统的非凡意义。但真正被推许为圣人的则屈指可数，扬雄是其一，不过并不为人熟知。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或作杨雄，字子云，成都人。为成为圣人夙愿，扬雄曾拟《周易》而作《太玄》、拟《论语》而作《法言》，被王充《论衡》、桓谭《新论》等推许为圣人。《学行》作为《法言》的首篇构建了“学行成圣”的修养体系，是扬雄最具价值的思想之一。
扬雄对人性的认识超越了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即人在本性上包含善和恶相互混杂的两方面因素，“修善为善”“修恶为恶”强调了师者模范作用的重要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最终是善的还是恶的，和他们师从的老师与自身的修习关系密切。为此，扬雄曾举例说：“庄周、申、韩，不乖寡圣人而渐诸篇，则颜氏之子、闵氏之孙，其如台！”（《法言·问道》）颜氏之子即颜回、闵氏之孙即闵子骞，二人在孔子弟子“四科十哲”中以德行最受推崇，扬雄认为假如庄周、申不害、韩非等诸子百家能够不违弃、不轻视圣人即孔子而深入践习孔子思想，也许连颜、闵二人在德行方面恐怕也未必能奈何他们，即其君子人格形象恐怕连颜、闵都难以超越。
面对西汉末期动乱的社会现实，扬雄提出择师“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的主张，即师者如果是在世圣贤，其高尚人格可作为学习之榜样，此时师者形象可以直接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受学之人，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荀子说过“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荀子·劝学》）。荀子后面的一句话提示了另一种受学方式，即假如师者不是在世圣贤，则可由前世圣贤所存言论、事迹即“经”作为师者模范，扬雄认为这也是可行的。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关键在如何落实践行，“睎骥之马，亦骥之乘也。睎颜之人，亦颜之徒也”（《法言·学行》），“睎”有远望、羡慕之意，扬雄将之升华为具体的修养学习方式，并以颜回睎于孔子而成复圣，正考甫、公子奚斯睎尹吉甫创作《周颂》而校正或创作《商颂》、《鲁颂》之例来说明。扬雄本人在择师入门方面无疑是幸运的，在蜀中生活期间他遇到两位思想开放、视野广阔的老师——林闾翁孺与严遵，其中严遵是西汉著名道家学者、思想家，后来扬雄十分怀念在“横山读书台”，即严遵门下的求学时光，可见严遵作为师者模范对扬雄的深刻影响。
成为圣贤君子或者士师这样的丰碑式人物，除学识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将行即德行加以落实践习，实现学行的统一。《法言》开篇《学行》的首句便是“学，行之，上也”，即“君子强学而力行”（《法言·修身》），扬雄这种学行合一的主张受到了孔子的影响，《论语》开篇《学而》的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孔子对学之所得经由践习来适时加以落实验证的赞许，“自爱”“自敬”则是学之所得在道德层面的落实，但孔子本人只是强调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必要性，即“内圣”的一面，如《论语·学而》篇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孟子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扬雄受此启发借鉴《老子》“其事好还”的观点，捋顺了其中内外先后的逻辑关系，即要想得到他人的爱敬，必须以“自爱”“自敬”为前提。《法言》类似的表述还有“先自治而后治人”“自后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等等。
扬雄学行合一成就圣贤的修养工夫和理路，远承孔孟传统，昭示人们超越凡俗进入圣贤君子人格建构的桥梁与途径。他同时将这样的机会赋予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让他们的生命主体意识得以高扬，启发他们在圣贤君子人格建构的过程中，在完善个体作为道德主体和智识主体的“内圣”因素外，自觉切实担当起对家国天下的关切，光大圣贤君子人格的社会主体责任意识的“外王”因素，这是扬雄思想非常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