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接石城屯虎豹 陕北突秀此名州
绥德怎不名天下
绥德腰鼓。
“在陕北，绥德名头很不小，它是和延安、榆林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它很多时候是不以县份的名义存在，而是以‘州’的位置矗立于陕北。”陕西作家龙云曾这样评价绥德。
山环水匝古绥州，一片晴光碧树秋。地处榆林东南的绥德，位于陕北两条母亲河无定河、大理河的交汇之地，城池蜿蜒于疏属山、嵯峨山、雕阴山等山峁之间。史志记载，绥德“山势由南而北，水流则由北而南”，因此整座城“山绕孤城水绕山，洞门开傍两溪湾”。
“黄河在其东，沙漠在其北，襟带关陕，控制银夏，实为用武之地。”雄踞在陕北十字路口的绥德，是陕晋宁蒙之枢纽，又称“西北旱码头”。“自秦汉以来，分立郡、州、县之多，未有若绥德一隅者也。”历史上，绥德曾长期是陕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陕北文化集中分布、高度浓缩之地。
“山接石城屯虎豹，水交沙壑混鱼龙。”绥德古迹甚多，英杰辈出，更以“绥德汉”声名远播。清乾隆皇帝题赞此地为“秦汉名邦”；清道光年间，知州江士松手书“天下名州”四字，故又有“名州”之称。
千年咏叹，“名”起秦汉
绥德“天下名州”石雕牌坊。
山势嵯峨接碧天，扶苏有墓葬危巅。
位于绥德县城的疏属山，海拔近900米，山形似“雕镂”而成，故曰“疏”，且“连接”周围山峦，故为“属”。《山海经》云：“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接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这里是绥德最早的城址所在地。疏属山顶有墓，长约30米，高6米，长眠者即为秦公子扶苏。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其雄。”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将门虎子”蒙恬率军三十万驻守今陕北地区，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河套地区）。蒙恬率军筑万里长城，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并开九州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
始皇“焚书坑儒”后，“为人仁”“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秦公子扶苏，因谏获罪，被发配至上郡（今陕北）监蒙恬军，协助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绥德，即当年扶苏监军所在之地。扶苏在此征战三年，饱受风霜之苦。
公元前210年，始皇驾崩，秦帝国大厦将倾，在波诡云谲、杀机四伏的宫廷政变中，始皇长子扶苏最终被迫在绥德城南卢家湾石壁下挥剑自刎，蒙恬亦吞药自尽。“敬拜英雄的绥德人，与秦国三十万将士一起，泣以甲胄掬土，状似山丘，厚葬蒙恬于绥德城西大理河滨；安葬扶苏于疏属山巅，并建扶苏祠，唤作‘扶苏巷’。”绥德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耿永君介绍说，“两千多年来，扶苏与蒙恬隔大理河朝夕守望，风雨相依，成为绥德历史文化的两棵参天大树。”
“春草离离墓道侵，千年塞下此冤沉。”此后，绥德便成为秦末伤心之地。扶苏殒命之地有呜咽泉，相传是二人麾下将士泪流沾衣，使泉水呜咽而得名。后人诗云：“泉声似泣还似诉，仿佛公子遭谗奸。”泉水所在之地亦称“杀子谷”，唐代胡曾有《杀子谷》一诗：“举国贤良尽垂泪，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
“皎皎金波天际流，扶苏赏月正中秋。”扶苏在绥德监军时，设府于疏属山，城北有扶苏“望月台”遗址。两千多年来，绥德历代文人墨客多在此登临抒意，咏叹秦时明月，“独哀公子庙，遗像卧苍烟”。如郝宗玄诗云：“荒台突兀插山头，帝子人传此地逝。留得当时明月在，一天烟水似含愁。”
最有名的诗作来自五代诗人韦庄，其进士及第之前，曾外出求学浪游于今绥德地区，登城楼以怀古，写下《绥州作》一诗：“雕阴无树水南流，雉堞连云古帝州。带雨晚驼鸣远戍，望乡孤客倚高楼。明妃去日花应笑，蔡琰归时鬓已秋。一曲单于暮烽起，扶苏城上月如钩。”雕阴即雕阴山，在今绥德城西南方，隋大业初年，古绥州曾改名雕阴郡。
此诗不仅写出了当年绥德作为大漠边城驼铃悠扬的自然风貌，还借昭君（即明妃）出塞和文姬归汉（蔡琰即蔡文姬）之典故，道出了秦汉时期绥德地理位置之重要。
汉朝以降，北击匈奴成为国之大事。连年的汉匈大战中，借助于蒙恬开凿的“古代高速公路”秦直道，陕北成为战事前线，处于枢纽地位的绥德，亦成为战略要冲。
“时巡几度过东岗，漫访将军古寨场。”汉代“飞将军”李广曾在绥德戍边御敌，历尽70余场战事，勇克匈奴，威震塞上。现绥德李广寨、西马湾、铁茄坪等地，正是李广率领边关将士征战上郡时安营扎寨、洗马屯兵之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一诗所写李广射虎之事，传说就发生在今绥德城东的虎焉村。
汉武帝也曾亲率18万铁骑，巡边于绥德。今绥德落雁砭村，相传为昭君出塞路过此地时，以“落雁”之貌惊落飞雁而得名。
汉朝，亦是绥德文化的灿烂繁盛期，最典型的代表是大量出土的绥德汉画像石。陕北是我国四大汉画像石分布区之一，而绥德是陕北地区出土汉画像石最多的县域，自1953年至今，共出土画像石500余块，在全国亦属罕见，主要反映了东汉年间陕北社会生活风貌。
“绥德汉画像石的原料，采用的是一种在无定河流域广泛分布的砂质页岩，此石属于陆源母岩风化后碎屑被搬运沉淀所成，自然平整，薄厚均匀，质地脆软。”研究者来嘉琪在《绥德汉代画像石研究》一文中指出：“绥德汉画石像不仅出土量大，而且内容丰富，技法娴熟，地域特色鲜明，集雕刻与绘画于一体，构图上匠心独运。”
《草原景观图》中二牛相抵，旁边麋鹿、山鸡嬉戏，展现了汉代上郡水草丰茂的景象；《献俘图》中胡人跪拜俯首，胜利一方眉梢之喜跃然石上，反映了边塞地区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拾粪图》《播耕图》《收获图》等，是汉代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候火起雕城，尘沙拥战声。”在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之前，陕北一直是阻挡匈奴铁蹄踏进中原与长安都城的前哨，此处常常战马嘶鸣，狼烟遍地。而绥德汉画像石的兴盛时期，刚好处于汉军占据优势，胡羌势力相对弱小，双方处于和平的时期。因为真实再现东汉时期“北匈奴后西撤、战事平息，陕北地区社会生产长足恢复发展，出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的繁荣景象”，绥德汉画像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荟萃之地，“名”在文化
绥德无定河风光。资料照片
“提起那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爱上那个三哥哥，他是奴家的知心人。”
1941年，一直在骡马店做工、为过往客商喂牲口的绥德满堂川乡三十里铺村人常永昌，在和本村农民白合山铡草的过程中，完成了陕北民歌的不朽之作《三十里铺》。此歌以本村女子王凤英和参军抗日的后生郝增喜为原型而创作：郝增喜要去参军，爱慕他的王凤英站在自家硷畔（指陕北庄户人院墙外大门口的一块平地）上为他送行，增喜一步一回头，凤英不舍泪花流……
这首诞生于绥德民间的爱情歌曲，很快卷着黄土高原的尘和沙，在陕北的沟沟峁峁间传唱开来，成为陕北民歌最经典的曲目之一。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陕北广袤贫瘠，历来战火纷争不断，造就了陕北人极强的生存意识和生死相随的牺牲精神，民歌往往出奇大胆，动人心弦。以信天游为主要代表的陕北民歌，不受格律束缚，随时随地即兴而唱，曲风高亢嘹亮，自由奔放。凄然悲壮、无限拖长的高音如沙漠一般辽阔，大起大落、沉郁顿挫的旋律如陕北高原的万千褶皱。千百年的流传中，山、沟、草、沙、骡子、脚夫等黄土高原常见的人、物、事，是陕北民歌的经典符号，其中绥德民歌颇具代表性。
拦羊嗓子回牛声，野调哼出天籁音。绥德民歌多是群众在耕地、赶路、放牧等各种生活场景里触景生情，即兴编唱的；歌词创作多用赋比兴、排比、夸张等手法直抒胸臆，还常用大量古老而又原汁原味的陕北方言叠字、重词如毛眼眼、俊脸脸、白牙牙、巧手手、蓝格英英、红格艳艳、白格生生、绿格争争等，与曲调结合后，更显动听、俏丽、情浓意切。
陕北民歌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或许正是《诗经》的延续。《诗经》所书的西周时期绥德地区为游牧部落所据，秦时为三十六郡之一的上郡。绥德之名，始于北魏时期，取“绥民以德”之意。及唐置绥州，明朝时绥德为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治所之所在（后迁至榆林城），所辖地域空前广阔，北至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卫），西至甘肃庆阳（庆阳卫），南至延安，是当时陕北乃至陕甘蒙等多地跨界的中心。
因为处于南连延安、北接榆林的枢纽之地，绥德是公认的陕北民间艺术集中分布、浓缩荟萃的代表性区域，正所谓“黄土文化看陕北，陕北文化看绥（德）米（脂）”。绥德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民歌之乡”“秧歌舞蹈之乡”“唢呐之乡”“石雕之乡”“剪纸之乡”，非遗保护项目数量多、质量好。
“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绥德剪纸，是陕西剪纸的一个重要流派。绥德婆姨靠最原始的一支笔、一把剪刀，在简单的大红纸上，创作出了一幅幅风格独特、饱含女性审美和精神品质的作品：“窗花”可以由花鸟草虫剪到果木菜蔬，从文房四宝裁到琴棋书画；“喜花”既可粘贴于洞房的窗户、摆件、嫁妆，也可将花纹绣于鞋垫、围裙、肚兜等物品之上。
“绥德剪纸形式多样、题材广泛、造型简练淳朴、粗犷浑厚、热情奔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陕北民俗文化研究专家李贵龙曾如此写道，“和绥德汉画像石一样，绥德剪纸是穿越时空解读陕北乃至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人们对宇宙认识、人生感悟的图样密码和获取历史启迪的活化石。”
流行于绥德、米脂一带的绥米唢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外来乐器，唢呐于公元3世纪前后自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我国，最先作为宫廷器乐演奏；明代时开始作为军乐，后来逐渐传入民间。
胡汉交错、金戈铁马的动荡边陲之地，百姓于极端环境中征服苦难，博得生存，自然和唢呐高亢嘹亮、粗犷深沉乃至吼天撼地的乐声，产生了心灵共振，唢呐逐渐深入绥德民间，成为平民情感宣泄的最好载体。
绥德唢呐，仅从明代算起，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经过数代唢呐手和唢呐乐班吹奏、创作的传承，完成了唢呐乐器到艺术的引进、发展、完善、兴盛的漫长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北大碗唢呐，不仅曲牌曲目丰富，且种类繁多，风格迥异。
如仙踏云地“走”，如醉发狂地“扭”，如烟飘荡地“摇”，如风戏柳地“摆”……绥德，被许多人视作陕北秧歌的“轴心”之地，“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能走就能扭”。
剪子股、安四门、里外城、二龙出水……“踢场子”即小场子秧歌是陕北秧歌的精髓，既有二人场、三人场，也有八人场、十六人场等。“陕北秧歌表演的核心部分就是‘踢场子’。绥德是‘踢场子’秧歌参与人数最多，表演形式、内容、风格最为完整和正宗的代表区域。”国家级非遗名录“陕北秧歌”省级传承人贺世成说，“迄今陕北最有名的踢场子艺人，绝大多数都出自绥德。”
“拳出云卷波浪翻，脚起电闪箭离弦；身软如柳露明月，步飞似风水飘船。”“绥德踢场子”有“北路场子”和“南路场子”之分，也即文武之分。“文场子”流行于绥德县北区，又称“软场子”“稳路场子”，男角潇洒俊秀，质朴明快；女角柔美飘逸、细腻传情，表演节奏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动静相依，刚柔相济。“武场子”即“南路场子”，流行于绥德南区，也称“硬场子”“正路场子”，男角粗犷敏捷，奔放刚健；女角则以轻柔秀美、稳重大方而著称，表演节奏铿锵有力，与“文场子”对比鲜明。
1942年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中，陕北秧歌迎来了第一次振兴。绥德便是秧歌振兴的试点，当时的绥德群众剧社，不仅新排了带有反封建意识的《武松杀嫂》《粉妆楼》《莲花庵》等古典戏，同时也移植了“鲁艺”创作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等秧歌剧，深受群众欢迎，为民族解放事业添砖加瓦。
“如果说民歌是心之声，那么秧歌便是魂之舞。”贺世成说，“正是在走、扭、摇、摆、跳中，绥德人以黄土地为舞台，以山川河流为师，在‘踢场子’的云飞舞动中消除愁肠，抗争命运，透露出陕北人乐观倔强、坚韧豁达的性格特征，也呈现出这片农牧交错、多民族融合地带粗犷豪放又细腻宽厚的社会风貌。”
忠勇敦厚，“名”自绥德汉
“说起话来笑格盈盈，走起路来稳格堰堰，浓眉大眼俊格丹丹，壮实身子端格争争。”这是陕北方言中绥德汉的理想模样，正所谓“粗而不犷，强而不悍，一看就是绥德汉”。
“起西陲布衣，仗剑从戎。不十数年，功名与日月争光”的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是历史上最知名的“绥德汉”之一。今绥德县城有韩世忠塑像，题有“民族英雄”字样。这位与岳飞齐名的绥德男儿，持剑傲立，凝眸远望，似乎仍在忧虑宋师何日北定中原。
绥德城南一步岩地势险要，有“一夫守岩，万夫莫开”之势，赖此可北通漠塞，南抵关中，为绥德攻守之咽喉要道。清乾隆年间，官民一道在这里修建了蕲王（即韩世忠）庙，供奉韩世忠。每年上山进香之人络绎不绝，香火旺盛绵延至今。
相传韩世忠自小家贫，父母在绥德一带沿街乞讨，将其生在一间破瓦窑中。入军征方腊时，他曾渡险数里，勇闯敌军大营；黄天荡大战中，夫人梁红玉亲执桴鼓，韩世忠以8000人围困号称10万的金军长达48天，从此“知国有人，天下诵之”。韩世忠死后，宋孝宗赐谥号为“忠武”。
“历史上延绥一带，为边关戍守之地，常年屯兵征战，刀光剑影，自然形成了尚武之民风，绥德汉子也多忠勇之辈。”陕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俊谊说。
韩世忠是英雄“绥德汉”的代表，而对陕北高原上的劳苦大众而言，绥德汉不仅仅是战场上凛凛生威的尚武忠勇之辈，更是那些走南闯北、为妻儿老小护风挡雨的踏实敦厚、顽强不屈之男儿。贺世成说，“绥德汉”不单单是夸耀绥德男人外形的英俊强壮，更多的是崇尚陕北汉子勤劳坚韧、忠勇敦厚、豪爽诚信的内在品质。
“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板瓦窑堡炭”的民谣，在陕北传播甚广。绥德与米脂相连，同饮无定河水，历来“千古一脉”“绥米一家”。作家陈忠实曾说，米脂婆姨能独秀于黄土高原，部分原因是“米脂水好，虽然粗粮布衣，却有好水滋润，所谓一方好水养一方好婆姨”。
绥德汉的声名远播，同样离不开一方水土的滋养。干旱、风沙、黄土……“风高雪洒春”的边漠生活环境，造就了绥德男人极强的生存斗争意识。
作为“石雕之乡”，绥德自古多出石匠，石窑、石器家家皆有，代代相传；凿石、雕石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常年的相石打荒、精雕细刻，造就了绥德男子石头般“坚定不移、顽强执着、持之以恒”的沉稳性格。
此外，作为“西北旱码头”，绥德通南北、达东西的交通优势，造就了此地多脚夫、多跑路人。贫苦年代，绥德脚夫跑路多靠赶牲灵，借此把北部黑炭拉到南方，把西边的白盐驮往东面。不管酷暑还是寒冬，赶牲灵的脚夫都得露天作业，走南闯北，风雨无阻，这练就了绥德汉子坚硬挺拔的好身板，也造就了他们吃苦耐劳、豁达坚韧、坦诚豪爽的性格特点。
明末陕北米脂人李自成兵变后，天下纷争，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延属“首被其害”，“此方之民，半死于锋镝，半死于饥馑……原野萧条，室庐荒废。自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内，有经行数日不见烟火者，惟满目蓬蒿与虎狼而已”。清代许瑶直言：“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天下之赋莫重于延。”到了民国年间，陕北之穷苦到了最深重的时期，《绥德乡土志》载：“地皆瘠硗，人无兼业，论其苦则诚苦矣。”
正是在“黎民处水火，百姓壶倒悬”的苦难年代，陕北高原出现了“播火者”，其中就有“绥德汉”李子洲。
李子洲烈士之墓位于绥德县城雕阴山下、大理河南岸的绥德革命烈士陵园中。园内翠柏成行，绿荫成阵，是1957年由李子洲陵园扩建而成的，绥德人更习惯将这里称为“子洲陵”。此处安葬着1475名为国捐躯的绥德籍英烈。
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陕西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李子洲被捕入狱，遭到敌人酷刑折磨。由于入狱前已积劳成疾，坚贞不屈的李子洲在残酷折磨下，于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6岁。
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明。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河源纵横、梁峁相嵌的陕北大地迎来新生，受压迫久矣的劳苦大众翻身成为主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改革试验示范区，1943年，绥德分区生产总值折合小米达到40余万石，不仅支援了抗战，还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的吃饭问题。
2020年，绥德全县生产总值达100.15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0809元和1182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