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匈奴列传》：“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武灵王于十九年（前307年）始改兵制，行胡服骑射。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于是，下令筑长城，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为塞，而置代郡、雁门、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赵武灵王向北击破的是林胡、楼烦，他所筑的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塞的长城将林胡隔绝在阴山之北。高阙，《正义》：“《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水经注·河水》谓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举望若阙，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故址在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阴山山脉至此中断，成一缺口，望若门阙，故名。战国赵武灵王向北开拓疆土，沿阴山筑长城至此；西汉卫青领兵出此，与匈奴作战。北魏置戍，隶沃野镇。代郡，战国赵武灵王置。秦、西汉治代县（今蔚县东北。一说西汉治桑干，今阳原东）。西汉辖境相当今河北怀安、涞源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的内外长城间地和长城外的东洋河流域。东汉移至高柳（今阳高西北）。十六国后燕建兴三年（公元388年）废。北邻匈奴、乌桓等族，故为北方要郡。有五原、常山等关。云中郡为战国赵武灵王置，秦代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西汉辖境缩小，东汉末废。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分云中郡置定襄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辖今内蒙古阴山南、长城以北的卓资、和林格尔、清水河等一带；东汉移至善无（今山西右玉南），辖境西北缩小，仅有今清水河，东南扩展，包有今山西右玉及旧平鲁城一带；东汉末废；隋大业时曾改云州为定襄郡。古定襄县，西汉置，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东汉建安末废。今定襄县在山西省中部偏北。九原县，本战国赵邑，秦置县。为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秦末地入匈奴，郡、县俱废。西汉元朔初复置，为五原郡治所。东汉建安中徙废。九原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取匈奴河南地后置。治九原（今包头市西）。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后套及其以东至包头市，黄河南岸的伊克昭盟北部地。秦末地入匈奴，郡废。五原郡，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治九原（今包头市西）。辖今内蒙古后套以东、阴山以南、包头市以西和达拉特、准格尔等旗地。东汉初匈奴南单于分部众屯此，末年废。古五原县在包头市西北，西汉置，东汉末废；今五原县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东部、后套平原上，南临黄河。
九原在阴山之南。原在汉语中义为水源，根本、宽阔平坦之地等，按汉语来解释，九原就是九个原野或九个水源。汉之五原即秦之九原，不知何故，秦之九个原野（或九个水源）减少为汉之五个原野（或五个水源）。《辞源》解释周原为周地原野，仿此九原可解释为九地（或九人）原野。九ji见有，郑张尚芳（见尤）ku?（举有），中古keo?，越南语cu；五w疑姥，郑张尚芳（疑模）aa?（疑古），中古o?，越南语ng，王力《同源字典》nga。康僧铠译u为忧（影有），支谦译ku为究（见宥），中古汉语尤有宥为同一韵的平上去，九可还原为*ku。九原即ku人之原野。若将九还原为*cu，由于康僧铠译cu为周（照尤）以及公孙周=公孙纠（“周”与“纠”古书通假，《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孙周”，《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公孙纠”，《史记·晋世家》“公子周”，《集解》引徐广曰：“一作纠”。纠ji见黝、jio《集韵》见小，“周”在上古当是见母），则九原即周原。鬼（见微）kul?（居伟），中古kui?；周*cul即鬼*kul也；九原即鬼原、周原。安世高译gn为颜（疑删），藏缅语族之五基本上都是a/o。古*ka声之胡的声母音转为疑母即是五呉[（疑模）waa（五乎），中古o]虞[（疑虞）wa（遇俱），中古u]。古*ka缀加流音尾r即是羯*kar（郑张尚芳（见月）kad（居竭），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中古kyad，越南语ht、kit）,声母音转为疑母即是月*ar[（疑月）od（鱼厥），中古yad，越南语nguyt]，羯人和月氏自古就是生活在中国山西陕西内蒙古的土著。義yì疑寘，郑张尚芳（疑支）rals（宜寄），中古es，越南语ngha，王力《同源字典》ngiai。支谦译kin、k为翅（审寘）、译（v）ba为陂（帮支、帮寘），支谶译pre为薜荔（来寘、来霁），支谦译ri、l、li、康僧会译re为离（来支、来寘、来霁、《集韵》彻知）。由于上古汉语並没有疑母，義的上古音可拟作*ger、*gar，当与胡夏同源。若将義字的元音拟为a，那么“義”的读音将和“五”的读音相同，此时五原即是义人（义渠）原野。从九原=五原这个名称来看，当时该地主要是胡人（古*ka（r）音变为鬼*kul、周*cul、胡*gal、夏gar）。义渠的势力可能曾抵五原。大原（太原）在汉语中的通常意义是大的原野，将其解释为大人原野也是可以的。浑源,在山西省大同市东南部、桑干河支流浑河上游。汉为崞县、繁畤县地；唐置浑源县，以浑源川而名，属云州。金置浑源州。1912年复改浑源县。如果浑河之水并不浑浊的话，那么，浑源即浑原就是浑人原野。
阴山在内蒙古中部及河北省北部。东西走向。属古老断块山，由变质岩和花岗岩组成。西起狼山、乌拉山，中为大青山、灰腾梁山，南为凉城山、桦山，东为大马群山。长约1200公里，海拔1500～2000米。南侧断崖陡峭，北坡较平缓。山间垭口（吴公坝、昆都仑沟）自古为南北交通孔道。山南为农业区，山北为牧业区，山区则为农牧林交错地区。赵武灵王向北开拓疆土，看上的就是阴山之南的河套地区。河套是指内蒙古和宁夏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因黄河由此流成一个大弯曲，故名。以乌拉山为界，东为前套，西为后套。又称黄河以南、长城以北的地区为前套，和黄河北岸的后套相对称。主要是黄河冲积平原。自古灌溉农业发达，沟渠纵横，素称“塞上江南”，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赵武灵王占据了适合农业生产的阴山之南地区（即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阴山在大戈壁的南边，略与黄河平行。赵武灵王沿阴山所建的长城将林胡限定在阴山之北，而黄河则将赵国的“塞上江南”和河南地上的楼烦、白羊相分隔。阴山在后来成为汉朝与匈奴的交界地区，北为匈奴，南为汉朝。所谓“不教胡马度阴山”表明汉人将阴山视为汉匈的天然界线。现在乘火车到呼和浩特与包头，过了集宁就隐约地可以望到一条从东向西延伸的山脉，这就是过去的阴山。内蒙古的阴山乃是大青山和狼山的总称，高出海面约为二千至三千米，但高山附近的地面只有数百至一千米。从阴山的北坡来看更显得不高。阴山沿黄河折向西南就是贺兰山，贺兰山从南到北走向与这一带的黄河平行。阴山是古代抗拒匈奴的屏障。阴山之南有一条狭长的平原，从下面来看阴山不仅可以挡住匈奴人，而且可以挡住酷冷的北风。山北与山南景物完全不同。以呼和浩特市为例，从山南到山北要越过险峻的蜈蚣埧，由山南至埧底村约为十公里，全为山沟，由埧底逾蜈蚣埧至后埧约十五公里。这是前山与后山的分界处，现在有了公路，行车时仍要小心，没有公路之前当更险要。现在还有一段古代长城的遗址，绵亘在大青山、狼山靠南边的山顶上。这一段长城，应该是战国时赵国所建。赵武灵王占据了阴山南的平原，于是在山上筑长城以拒胡。现在的大青山，十余年来，除了在山南种植不少树木之外，山上树木不多。可是在古代，却是森林地带，应该说，直到13世纪时这里还有森林。呼和浩特，蒙古语是青色的城；包头是蒙古语译音，意义是有鹿的地方。鹿或禽兽出没的地方，应该是有树林的地方。原来阴山的森林，经过数百年的砍伐，已使青色的山变得光秃。对匈奴而言，阴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汉书·匈奴传》引郎中侯应的话说：“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居延盆地虽然有流沙，但有额齐纳河从南边的祁连山经河西走廊流入这个地区，所以沿岸一带，水草比较丰茂，额齐纳河古称弱水，又称黑河，其源流主要来自祁连山的雪水。上游的水，沿途用以灌溉，到了这个盆地已经减少，每年三月冰融，水量较多。这个地区在前汉时代，很为重要。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曾带兵经过这个地方而攻祁连山，《史记·匈奴列传》说：“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汉书·匈奴传》说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又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使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直到后汉安帝的时代（公元107-119年）始置居延县，属张掖管辖。大戈壁的居延盆地乃成为匈奴与汉族争夺最为剧烈的地区。居延泽现称嘎顺诺尔（GaxunNur），是匈奴出河西走廊与西域的交通要冲。匈奴从这里到河西走廊，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并进一步去控制西域诸国，即现在的新疆一带。但是他们也可以通过科布多盆地与阿尔泰山的山口，长驱而入新疆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或是从科布多与唐努乌梁海通过丁零、坚昆而西走。
赵之阴山长城将匈奴挡在阴山之北，阻断了匈奴从阴山南下宁夏、陕西的通道。由于赵之阴山长城的存在，匈奴不可能从阴山南下抵达河西走廊。《史记·匈奴列传》：“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当时头曼被阴山长城阻隔，不可能从南面和月氏相接壤；匈奴只能从西面和月氏接壤。如若居延真是月氏人留下的地名，那么月氏人曾占据居延泽一带；匈奴和月氏的接壤地带可能在狼山之西的阿拉善高原。司马迁称冒顿大破灭东胡王“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致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公元前203年，刘邦和项羽约定以鸿沟为界，东属楚，西属汉。楚汉相距应是指公元前203年。所谓冒顿“西击走月氏”可能只是在月氏与匈奴接壤的地方月氏退却了。在二十多年后，冒顿又遣右贤王去攻击月氏。《史记·匈奴列传》孝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第二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致书汉皇帝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右贤王这次攻击月氏是在公元前177年至前176年间。右贤王攻击河西走廊上的小月氏有两条路径。一是从高奴向西进入河西走廊，一是出塞后经居延泽南下进入河西走廊。冒顿接着说道“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看来“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也是右贤王这次行动取得的重要成果。
匈奴的河南地即今内蒙古伊昭克盟，可能还包括陕西的部分地区（如靖边）。今地图上标注的毛乌素沙漠周边的长城，显然是为了防备伊昭克盟的游牧人而修建的。伊昭克盟南端离西汉首都长安非常之近。《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匈奴右贤王进驻河南地（伊昭克盟）引起西汉政府的高度警觉和不安。《汉书·匈奴传》述孝文帝诏书说：“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上郡保塞蛮夷”是指自古就生活在这里的戎狄，而非新来者匈奴。“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可能有两个图谋：一是伺机南下侵扰中国，二是向西进入河西走廊。从随后发生的事件来看，匈奴的目标是月氏（河西走廊）和西域（新疆）。
陕西北部、山西西部、北部以及内蒙古阴山之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戎狄之地。《史记·匈奴传》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集解”引徐广曰：“圁在河西，音银。”“正义”引《括地志》云：“白土古城在盐州白池东北三百九十里，又近延州、绥州、银州，本春秋时白狄所居。”洛，梁玉绳云当作“潞”。“正义”引《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翟地；延、银、绥三州，白翟也。”按唐延、银、绥三州即汉北地、上郡地，今榆林、庆阳一带，正战国时义渠之地。圁yín疑真[（疑真）rn（语巾），中古in；上古为*gan/*gar]，圁水也作“誾水”，《汉书·地理志下》说誾水出上郡白土县，东入河。《水经注·河水》说誾水又东经鸿门县及誾阴县北。《嘉庆一统志》二三九《榆林府一》据《通志》说誾水即秃尾河。其源出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内之鄂尔多斯高原。另一说誾水为今窟野河。延州，秦汉上郡高奴县地；北魏置东夏州；西魏改为延州；隋改置延安郡；唐武德元年复为延州，天宝元年改为延安郡，乾元元年又改为延州；宋元祐四年升为延安府；元为延安路；明清皆为府；府治肤施县；1913年废府留县；1935年改为延安县；1972年以延安县部分行政区域设立延安市。银州，北周保定三年置，因谷为名；故城在今陕西米脂县西北。本符秦骢马城，蕃语聰马为乞银，故名。唐天宝初为银川郡，乾元时复为银州；五代时为西夏所有。绥（suí心脂）州，春秋时为白翟地；战国时属魏，后归秦于此置上郡；西魏始置绥州，隋炀帝废；唐复为绥州；宋初因之，元符二年改置绥德军；金为绥德州，元明清因之；1913年改为绥德县。盐州，在今宁夏盐池县北，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西安州置，因境内有盐池得名，治五原（今陕西定边）；隋改为盐川郡；唐复为州，宋入西夏，元废。唐白居易《长庆集》三《城盐州》：“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盐池县，汉朐衍县，西魏改盐州，隋改盐川郡，唐以后为盐州；明改为宁夏后卫；清废卫，移灵州治；1913年析置盐池县。朐qú《集韵》群虞，郑张尚芳（群虞）go（其俱），中古gu，王力《同源字典》gio；支谦译gu、gu、康僧会译go、gho为瞿（群虞、见遇），支谶译go为懼（群遇、《集韵》群虞），安世高译ma、支谶译m为无（微虞）；朐可还原为*gu或*go或*ga。林胡，据《括地志》在朔州，楼烦在岚州，与银州比邻，今山西北部宁武、神池、保德一带，亦春秋时白翟之地也。朔州，北魏太武帝置。治盛乐城（今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胜市及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准格尔、达拉特、杭锦旗等地。按《括地志》可知河南地（内蒙古伊克昭盟）曾是林胡之地，到了秦汉时期河南地只有楼烦和白羊王，已不见林胡。将林胡从河南地逐走的是蒙恬，所谓的“头曼不胜秦，北徙”是也。蒙恬北击胡的主要成果是“悉收河南地”，他将河南地上的林胡全部赶到阴山之北。
“上郡保塞蛮夷”是指当地的戎狄。由于汉时的狄、胡主要用来指匈奴，因而将上郡的狄人称为“蛮夷”。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王，以上郡地立秦降将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县。高奴县为秦置，治今陕西延安市东北延河北岸，东汉末废。董翳既为翟王，其封地上郡当有翟人。高go见豪，郑张尚芳（见豪）kaaw（古劳），中古kau，越南语cao，日语kou，王力《同源字典》kô；《汉书·西域传》译Kabul为‘高附’，闽语讹豪韵为歌韵，支谶译ca为照宵之招、译ka为群宵之桥；高的古音为*Ka、*Ko。高奴中之奴和匈奴、狐奴（《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涉狐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狐奴当是狐姬之后。春秋时的‘狐人’为周邑，故地在今河南许昌。《汉书·西域传》：“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在今新疆鲁克沁）中的奴一样，在汉语中意为奴隶，此奴即东伊朗语后缀-na、-no。高奴*Kona、*Kana在汉语中意为高的奴隶、高人，高奴县当是因为当地人身材高大（或瘦高）而得名。另外，高*Ka/*Ko同样可以视作古声之胡，而高*Ka缀加流音尾-r后即是羯。可以肯定这些高奴是祖祖辈辈早已生活于斯的当地翟（胡）人。陕西境内的洛河又称北洛河，源出陕西定边县东南部，东南流经志丹、甘泉、富县，至洛川纳沮河，又流经蒲城，到大荔合渭河后东入黄河。《说文》称：“洛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界中，东南入渭。从水各声。”即此。当时（东汉许慎约58年-约147年）北洛河的起源地——陕西定边县东南部——仍属北夷。到了隋代仍有说汉话的白狄生活在陕北。《太平寰宇记》卷三《丹州风俗》条引隋《图经杂记》云：“俗谓‘丹州白窒，胡头汉舌’。即言其状似胡而语习中夏。白窒即白翟语讹耳，近代谓之部落稽胡，自言白翟后也。”部落稽胡自言为白翟之后，白翟（狄）音转为白窒，翟（狄）音转窒。这些仍留在陕北的白翟，在隋代已说汉语，被称之为白窒、部落稽（即姬）胡，他们具有“胡头汉舌”之特征。丹州原名汾州，因与河东汾州同名，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为丹州，以丹阳川为名；治义川（今陕西宜川东北，唐迁今宜川，宋改宜川）；辖境相当今宜川县地。宜川正和山西吉县隔黄河相临；“屈边狄”之屈在今石楼与吉县间；宜川离洛河不远；这一片地域是古之白翟之地。隋代宜川之白窒（白翟）当是古代就生活在这里的白狄之遗孑。自北魏以来，下迄北宋，分布在并州汾水以西北和雍州安定以东北的胡人，概称之为“步落稽胡”，或简称之为“稽胡”（《宋书·臧质传》记载拓跋焘与臧质书云：“胡死，正减并州贼。”《周书·杨忠传记》保定二年[公元564年]忠约稽胡酋首于帐中“突厥已到并州，约我共破稽胡。”）。“步落稽胡”之名初见于《魏书·尔朱荣传》，云：“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荣并灭之。”步落坚胡即部落稽胡，步落即部落，稽[（见齐）kii（古奚）、（溪齐）khii（康礼），支谦译ke为稽，中古kee、khee]缀加上词尾-an后就是堅[（见先）kiin（古贤），中古kean]；稽、堅皆为羯之音转：羯*kar＞*ke(y)＞稽*kee，羯*kar＞堅*kean。《史记·匈奴传》：“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国。”《汉书》作坚昆。坚胡也可视为鬲[（见麦）kreeg（古核）、（来锡）g·reeg（郎撃），中古kaeg、leag，越南语cách、lch；上古为*kraag]胡、隔胡。《魏书》在别处称此族为山胡、汾胡、河西胡，有时以此胡所在之郡、县名之，如西河胡、离石胡、吐京胡（汉有吐军县，在今山西石楼县。胡音讹军为京，称“吐军”为“土京”）、石楼胡、五城郡胡等，《北齐书》大致因袭之，至《周书》始名之曰步落稽胡或稽胡，北宋《太平寰宇记》称之为部落稽胡。《周书·稽胡传》详细记载了当时稽胡的分布和习俗：“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处女尤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既嫁之后，颇亦防闲。有犯奸者，随时惩罚。又兄弟死，皆纳其妻。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居阻险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乱。”稽胡分布在“离石以西，安定以东”的地域，也就是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山西西部。稽胡“居山谷间”，因此又被称为山胡、山戎。其时稽胡尚“语类夷狄，因译乃通”。但隋代丹州稽胡已经说汉话了，并由此产生俗语“丹州白窒，胡头汉舌”。步落稽胡、稽胡实即古代就生活在这一地域的白翟狐姬。
河南地由于离长安较近，匈奴拥有河南地便成为西汉政府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反击匈奴的第一战役就是夺取河南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固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记载更为详细：“明年（即元朔二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天子曰：“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谷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蒲泥即蒲尼*Barni意为蒲夷（《汉书·地理志》越嶲郡苏祈县“尼江”颜师古注云：“尼，古夷字”），其音变读音*Budni当为布迪诺伊人Budini之简[Budini人是一个具有特殊特征的民族，希罗多德称“他们都有非常淡的青色的眼睛和红色的头发”，“在身材和面貌上”完全不同于根源乃是希腊人的盖洛诺斯人Gelonus（《历史》，108、109）]。符fú並虞，郑张尚芳（奉虞）bo（防無），中古(b)fu，越南语phù；支谶译bu为符，支谦译ri、li、l、康僧会译re为离（来支、来寘、来霁）；符离可还原为*buri、*buli、*bure、*bule等。新疆蒲犁、战国楚邑符離和符离同名，它们都出自蒲类Bar。符离*Buri即蒲类Bar，符离*Buri和蒲泥应是同一族名的不同称呼。按司马迁的记述，蒲泥和符离同在河南地，可能在肤施之西的今宁夏北部。卫青夺得河南地和河套地区，将这两个地方置于西汉政府的管辖之下。《汉书·武帝纪》所记较为简略：元朔二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武帝“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蒙恬所取河南地在高祖初年为冒顿夺回，差不多经过八十年后，又为西汉王朝收复。“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使建筑朔方城。”（《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西汉夺得河南地后即以此地置朔方郡。朔方郡治朔方县（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东汉移至临戎（今磴口北）。第二年又派遣校尉苏建率领十万人兴筑阴山南麓的长城，筑朔方郡治及下属县城。朔方郡位于汉王朝国都长安城的正北方，因此取《诗经》中“城彼朔方”之意，命名为朔方郡，管领三封、朔方、修都、临河、呼道、窳浑、渠搜、沃野、广牧、临戎等十县。窳浑、渠搜是由族名变地名的，呼道即胡道。其中已查明朔方县城址在今鄂托克旗西北部，沃野县城址在今乌海市蓝城子，临戎、三封、窳浑三县城位于今乌兰布和沙漠一带。
汉廷派卫青遂取河南地，建朔方，迫使匈奴势力全部移至阴山以北。但汉朝的阴山长城似乎不够完善、存在漏洞，不能将匈奴完全阻挡在阴山之北，匈奴尚能轻易越过汉朝的防御体系直指代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其明年（即元朔三年），匈奴入杀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门千余人。其明年（即元朔四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汉数千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更为详细：“（元朔三年）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略千余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又复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卫青率军出高阙，击右贤王于漠南，取得了漠南战役的胜利。即便如此，在同年秋天匈奴又一次侵入代郡“匈奴万骑入杀代郡都尉朱英，略千余人。”代郡成为匈奴首要的攻击目标。
匈奴出自石板墓文化吗？
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活动中心在阴山。在匈奴崛起之前，蒙古草原的北部地区存在着石板墓文化。石板墓文化是蒙古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之一。这一文化的特点是墓带有成方形的矮小围墙，用垂直置放的石板砌成；因此被称为“石板墓”。与其他许多游牧文化一样，它主要体现在墓葬综合物上。大部分石板墓可以上溯至斯基泰时代（公元前七至三世纪），有一些显然要早得多。石板墓文化繁荣于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该文化的西界可能沿大湖盆地一线，这一盆地纵向地将蒙古高原分割开。更往西去，在戈壁阿尔泰山麓，只发现了孤立的小群石板墓。另一方面，在戈尔诺阿尔泰与图瓦绝未见到石板墓，蒙古与这些地方的接界地区也未发现石板墓。石板墓在蒙古南部比较少见；然而，马林吉尔与伯格曼却在内蒙古发现了石垣，包括画图的石垣。据报，在更南的西藏北部见到了与石板墓十分相像的遗址。石垣也见于蒙古的边界以外，北至外贝加尔湖地区，在贝加尔湖地区则发现了较晚的石板墓。蒙古之石板墓与外贝加尔湖地区之石板墓相同这一现象表明，公元前一千纪，蒙古中部、东部与外贝加尔湖地区构成了单一的人种-文化区。石板墓文化的起源并不十分清楚。形形色色青铜器的装饰和形制，特别是见于石板墓中的艺术青铜器制作时所使用的技术和风格手法，使得学者们至少将其中的若干制品归入卡拉苏克（Karasuk）时期。在此同时，似乎具有南西伯利亚之卡拉苏克文化的某些特色。石板墓文化可能是夏家店文化的分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有大型石椁木棺葬、小型石椁木棺葬、石棺墓和木棺墓四种，等级分明。以石块（石板）垒砌的长方形葬具最有特色。头向多朝东，仰身直肢为主，侧身葬很少。宁城南山根M101石椁墓出土的资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群。
蒙古国发现的北匈奴墓葬和内蒙古发现的所谓匈奴墓葬在葬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北匈奴大型墓葬的形状非但不同于非匈奴的墓葬，而且不同于匈奴的普通墓葬。这在19世纪末叶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但那时只是因为它的形状特殊而发生兴趣，却不知是匈奴的墓葬（《匈奴史论文选集》P393）。蒙古国境内的所谓北匈奴墓葬又被称为石板墓文化。林斡《匈奴墓葬简介》第一部分是根据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的考古文章《北匈奴的坟墓》而作。文章称：“最古的匈奴墓葬是一种封丘、方形的石墓（简称方墓）。现时被发掘的方墓已有几十处。最早的方墓是属于公元前7-3世纪的。公元前3世纪以后，这种形式的墓葬依然存在。在公元前7-3世纪的方墓中，常常发现许多马、牛、羊等牲畜的骨骼，在方墓分布地区还发现了许多鹿石（有时把这些鹿石立在方墓的一角），这说明在公元前7-3世纪这个时期中，方墓的主人主要是经营畜牧业和狩猎业的。但从方墓分布的地区还常常发现属于公元前7-3世纪的石臼来看，方墓的主人也从事农业。在蒙古、苏联南部西伯利亚以及我国北部，都曾有相同的石臼出土，而这些出土物的年代也是互相一致的。”（《匈奴史论文选集》P375-376）这种带有封丘的方形石墓和内蒙古的竖穴土坑墓迥然不同。它和《史记·匈奴列传》所记“无封树”的匈奴墓葬也不同。这种从公元前7世纪就已出现的有封丘方形石墓的最初主人当不是中原人眼中的匈奴。希罗多德《历史》称斯奇提亚“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奇提亚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方形的大穴”（卷四71）北匈奴的方墓可能和斯奇提亚人的方墓存在关联。“方墓的葬式是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或东北。在尸体两侧放着许多随葬品，其中有铜制颈饰、琉璃珠、铜镞等。这些随葬品和阿尔泰、南部西伯利亚、鄂尔多斯的墓葬出土的完全相同。……蒙古的方墓和南部西伯利亚的方墓一样，也随葬有铜、铁镞和斧，柄上有兽形装饰的铜刀，兽纹铜镜，铜马衔等。”（《匈奴史论文选集》P376）从公元前3-2世纪的方墓中发现了很多铁器。公元前3-2世纪蒙古国北匈奴普通墓葬的地上封丘形状，大体上可以分为下列三种类型：一是用大块长方形厚石建筑起来的小方墓，墓顶突出在地面上（但这种形式的墓葬多属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二是在地面上的外围石块中间有方形小院墙的方墓，墓顶不突出在地面上；三是“制钱背面花纹形”的方墓，墓顶也不突出在地面上（以上两类墓葬多属于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史论文选集》P377）。从公元前3-2世纪开始，除方墓以外，还出现了许多大小不同的突出地表上面很高的丘形和鄂博形（鄂博，即用石头堆积成的丘状物）的圆形石墓。这些墓葬的墓圹内有双重围墙。棺的做法，有的用木板做成，有的用原木刳制而成。葬式是仰身直肢葬，头向北。出土物有陶器和铜、铁器等（《匈奴史论文选集》P378）。北匈奴大型墓葬封丘中央部分向下凹陷，凹陷部分深0.7～2.04米、直径4.5～9米，封丘南边高于北边。这种造型可能是在模仿其早期居地。这个早期居地应是南边高于北边的盆地或湖泊。
北匈奴的大型墓葬有封丘而无人殉，这和《史记·匈奴传》所称“其送死，有棺槨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严重不符。史书记载和实际考古的不一致，可用“匈奴”是一个多族群的联合体（“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加以解释。由于冒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以及不同族群拥有不同的墓葬形式，所谓的“匈奴”墓葬呈现出多种形式是正常的。目前对匈奴墓葬的了解并不完整，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有限且形式并不一致，导致无法判断真正的匈奴墓葬形式。只有等到冒顿时期的匈奴大型墓葬以及南匈奴的大型墓葬被发现以后，才能揭示真正的匈奴墓葬形制。北匈奴墓葬和内蒙古发现的墓葬都不相同，这表明内蒙古的匈奴并非出自蒙古草原北部的石板墓文化。如果匈奴出自石板墓文化，他们一定会将这一墓葬形式传播到他们足迹之处。目前的考古材料不支持匈奴是石板墓文化携带者的假设。北匈奴的墓葬形式，可以解释为匈奴在冒顿时期进入蒙古草原北部后,改进性地沿用了当地复杂的、奢侈的墓葬形式；也可以解释为石板墓文化的主人在匈奴来到后略微地改变下自己的墓葬形式。
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试图通过对所谓的匈奴族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人骨测定来确定匈奴人种系的归属问题。使用这一人种学方法有一个重要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能够确凿无疑地确定所测定的人骨是匈奴人留下的。首先要确定的一个大问题是匈奴（胡人）实行的是火葬还是土葬？赤狄高车行屈肢葬吗？胡人（匈奴）实行的是土葬吗？义渠、羯胡行火葬。“黑岭以来，莫非胡俗。……死则焚骸”如果匈奴（=胡）行的是火葬，所有人骨测定的对象都不会是胡人（匈奴），所有测定结果都将和匈奴（=胡）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匈奴（胡人）实行的是火葬还是土葬这一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要妄下结论好不好？二、《史记•匈奴列传》：“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因有“棺椁”可以断定为土葬，因“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可以断定为这是匈奴王侯之葬礼。由于一个族群中的上层和底层的葬式可能并不相同（如秦人上层王公为直肢葬，其他为屈肢葬），我们不可能由司马迁的这一记载推断广大的匈奴人民也是行土葬。三、《礼记·王制》：“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孔颖达 疏：“庶人既卑小，不须显异，不积土为封，不标墓以树。”《史记·匈奴列传》：“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 宋司马光《论刘平招魂葬状》：“今刘平没身虏廷，丧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树之不立，哀展省之无所，欲虚造棺椁，招魂假葬。”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并荷纶綍，封树嶙峋。同坎而藏，同簋而禋。”据孔颖达对“不封不树”的解释“不积土为封，不标墓以树。”“无封树”是指没有积土为封（没有封丘）、没有标墓以树（地面上没有坟墓的标记）。匈奴王侯下葬当和成吉思汗下葬一样，在埋葬以后，驱使马匹将墓穴上面所覆盖的泥土踩平使之和周围完全融合为一体。按照司马迁关于匈奴墓葬“无封树”的标准，林幹《匈奴墓葬简介》（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均不是匈奴墓葬。1.“最古的匈奴墓葬是一种封丘、方形的石墓（简称方墓）。最早的方墓是属于公元前7—3世纪”方墓全部都有封丘。2.诺颜山的“匈奴墓葬”全都有封丘。蒙古国所发现的这些所谓的“匈奴墓葬”因所具有的封丘与司马迁关于匈奴墓葬“无封树”的记载相矛盾而应排除在匈奴墓葬之外。四、《史记》首次记载战国时期“匈奴”的活动是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公元前318年）“惠文君初更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本纪》）。《公孙衍传》云：“义渠君朝于魏，犀首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君之国；有事，秦将遣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秦乃以文绣千匹、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曰：‘此公孙衍之所谓耶！’乃起兵伐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六国表》五国攻秦叙于惠文君初更七年，与《本纪》合，则《本纪》之匈奴当即《犀首传》之义渠。彼此互稽，则义渠实即匈奴也。这一次见于记载的所谓“匈奴”，实际上乃是义渠。《史记•卫青传》附传云：“公孙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据此，义渠为胡种，则义渠为胡可知。义渠既灭，其未北走者，乃同化于汉，改姓公孙氏，公孙贺、公孙敖皆其苗裔也。义渠火葬！！！普通胡人（匈奴人）的葬式很可能是火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