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西方艺术家对日本艺术深度着迷，并从中汲取了不少灵感。自17世纪起，经荷兰销往欧洲的东亚工艺品广受欢迎，激起了富有阶层对异域丝绸、陶瓷以及其他珍宝的狂热。该时期，荷兰与锁国状态下的日本间签署了贸易协议，是当时唯一获准在日从事贸易活动的欧洲国家；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江户湾，才终结了日本已实行近250年的闭关政策，全面开启了同西方世界的贸易往来。
日本的艺术品、织物及各类工艺品迅速涌入了美国和欧洲市场。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首次参展的日本带来门类丰富的饰物与艺术品，囊括铜器、毛笔画、织物、陶瓷以及大受好评的浮世绘木版画。这届世博会的观众中有一批正在崛起的前卫艺术家，此后不久，他们便以“印象派”打响了名堂。
日式美学和文化对西方艺术家的影响经久不衰，从工艺美术运动到抽象表现主义，再到深受互联网影响的当代艺术，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下文涵盖了跨越三个世纪的六位西方艺术家，他们都从日本艺术中获取过灵感。
文森特·梵高
文森特·梵高，《日本趣味：盛开的梅树》，1887，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
日本木版画的风格特点几乎贯穿了梵高事业后期的全部创作，即便画作的参照物并不明显。梵高创作于1889年肖像《摇摇篮的鲁林夫人》（Madame Roulin Rocking the Cradle）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画面呈扁平化，近景和远景通过色块表达、而非阴影或透视；此外，端坐的人物被截掉了双腿，显得有些别扭。这些都是由浮世绘启发的新颖构图技巧。
文森特·梵高，《摇摇篮的鲁林夫人》，1889，芝加哥美术馆
不料，100多年后，印象派画家与日本的关联竟然成了亚裔美籍激进派人士的抗议论点，他们表示：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缺乏平等——西方艺术家挪用着日本的技法和观点，同时却表达出异化的态度，把亚洲之物归入“他者”的范畴。
玛丽·卡萨特
玛丽·卡萨特，《沐浴》，1890—1891，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
美国艺术家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最为著名的作品描绘着母亲和孩子间的温情互动。跟梵高有些相似，她也是深受浮世绘扁平画面构图和简约线条影响的印象派画家。卡萨特跟梵高的区别之处在于她对不同媒材的广泛尝试：1890年位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日本木版画展览启发了她的木版画创作实验，此后涉猎过的技术包括飞尘法、铜版雕刻、蚀刻与手工上色等。
玛丽·卡萨特（临摹），《信》（The Letter），1991，图片致谢 RoGallery
卡萨特的实验成果是一个木版画系列，系列中的10幅作品结合了日本木版画的雅致与艺术家本人的标志性亲密氛围，让观众得以一窥19世纪女性的私密生活。《沐浴》（The Bath，1890—91）是卡萨特创作的首件木版画作品，一共制作了17版（版数多于系列中其他所有作品），这件作品不论主题还是风格，都带有日本艺术的影子。卡萨特擅长的母亲题材在浮世绘中找到了对应：创作主题多聚焦于女性的日常生活，画中人物涵盖风尘女子、母亲、年轻少女等丰富的女性形象。《沐浴》描绘了妈妈给宝宝洗澡的温柔场景，画面顶点略高于西方传统。人物呈扁平化——勾线清晰可见，光影只有少许，近景远景通过不同的色块进行区别。
路易斯·康福特·蒂梵尼
（左）路易斯·康福特·蒂梵尼，《孔雀花瓶》（Peacock vase），约1901年（右）路易斯·康福特·蒂梵尼，《花瓶》（Vase），约1907年。图片致谢纽约 Cooper Hewitt 史密森尼设计博物馆
珠宝品牌蒂芙尼（Tiffany & Co. ）最著名的专利或许要数蓝盒子与产品目录（美国历史上第一本商品直邮目录），这两样配件由创始人查尔斯·路易斯·蒂芙尼（Charles Lewis Tiffany）在1845年推出。此后，他的儿子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Louis Comfort Tiffany）继续巩固壮大了父亲创下的品牌，路易斯·康福特别具突破性的新艺术风格（Art Nouveau）设计使他成为1870至1920年代间美国装饰艺术界的领军人。
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最早是一名艺术家，在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首次接触到了日本艺术。数年后，24岁的蒂芙尼开始学习玻璃制造工艺，玻璃在日后成了他的标志性媒材。蒂芙尼在一生中广泛涉猎了各种类型的创作，包括陶器、窗户、绘画、铁艺、珐琅、珠宝、灯饰、马赛
同大多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一样，蒂芙尼致力于塑造一种精心雕琢、却贴近自然的艺术语言。他十分欣赏日本艺术中的简约和新鲜，并将它们融入了自己的设计。这件蒂芙尼创作的吹制玻璃花瓶产于1901年，孔雀羽毛般的纹样从散发着幽光的基座底部蜿蜒而上，最后在开口处呈扇形打开。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埃德加·考夫曼住宅，落水别墅》，1937，宾州米尔溪
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奉行的美式风格独具一格，他本人却深受日本艺术的影响。作为狂热的浮世绘藏家，他在1912年还出版过一本解析日本木版画的专著：《日本版画：一种解读》（The Japanese Print: An Interpretation）。
莱特最喜爱的浮世绘艺术家是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后者曾出版过教学图集，传授用简单的几何线条塑造天然的造型。葛饰北斋文字和图示构成莱特设计哲学的主要灵感源，强调建筑物与周遭环境的相融。赖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为百货公司继承人埃德加·考夫曼（Edgar Kauffmann）在匹兹堡市郊建造的落水别墅（Fallingwater, 1937），是赖特设计哲学的最佳例证。这座建于瀑布之上的住宅彰显了赖特的理念：建筑师应塑造环境，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鉴于赖特对日本的热爱，接下日本的多个项目实属情理之中，这些作品包括位于东京的帝国饭店（已被拆除）和自由学园明日馆。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赖特灵活顺应着日方客户及其需求，对日本传统材料、技术和风格的运用持开明态度——这种态度在赖特的职业生涯中相当罕见。
弗朗兹·克莱恩
弗朗兹·克莱恩，《横切面》（Cross Section），1956，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常设展“大图景：1945年后的艺术”（Big Picture: Art After 1945）
艺术评论人和史学家常常将弗朗兹·克莱恩（Franz Kline）大胆的抽象绘画同日本和中国的传统书法并列比较，但是艺术家本人否认了这一观察。他厚重的笔触、彰显正负空间的构图以及黑白配色不难让人联想起东亚的书法艺术。即便克莱恩不承认二者的关联，研究表明，二战结束后的日本与欧美确实不乏艺术往来。譬如，根植京都的前卫艺术团体“墨人会”（Bokujin-Kai）与克莱恩等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保持着直接联系，意在构建起国际合作与共识，以提升书法艺术在现代艺术中的地位。
除了跟东亚艺术有着“不明关系”的克莱恩，日本书法家篠田桃红（Toko Shinoda）跟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运动同样有着错综复杂的交织。这位书法训练科班出身的日本艺术家在1950年代搬到了纽约，其作品由贝蒂·帕森斯画廊（Betty Parsons Gallery）代理，该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包括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很巧，弗朗兹·克莱恩也在其中。未曾明晰的是：篠田桃红是否受到了这群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启发，反之，她对他们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珍妮特·海因斯
珍妮特·海因斯，《血色将至》，2017，图片致谢纽约 The Hole 画廊
生活、工作于纽约的当代艺术家珍妮特·海因斯（Jeanette Hayes）的作品深受日本动漫的影响，从“御宅”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御宅文化起源于超级粉丝对动漫的精通，以及他们对故事线、艺术风格及人物角色的临摹和再创作。借助日本游戏和卡通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诞生于日本的御宅文化已经成了全球性趋势：粉丝涌向世界各地的动漫展，在 DeviantArt 等网站上发表同人小说与漫画作品。御宅文化或许是后现代互联网浪潮的绝佳缩影——何为原创、何为临摹，在这个年代已经难以界定。
珍妮特·海因斯，《壁花女孩没优势》（No Perk to Being a Wallflower），2017，图片致谢纽约 The Hole 画廊
在此语境下，海因斯的创作跟成千上万的粉丝作品似乎没有太大区别。在诸如《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2017）等作品中，艺术家对网络上的数字图像和流行文化进行了重新糅合。此件作品中，美少女战士与黑武士同框出现。在另一方面，海因斯与大多线上粉丝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创作在世界各地的画廊中展示、出售——其中的商业因素让御宅群体提出了一个问题：海因斯对御宅文化的借鉴，到底在为自己的艺术事业铺路，还是由衷地想和御宅文化产生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