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君
近年来，随着国产古装剧在服道化上越来越精致，剧中人所戴佩饰也成为一大看点。比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盛明兰的发簪、《长安十二时辰》里对情节推进有关键作用的金鱼袋、《长歌行》中李乐嫣的压襟等，不仅每每引发网友的“科普”热潮，还催生了市面上不少“某某同款”。
随身佩饰之美，最能引起我们对生活与红尘的眷恋。无论是贴身佩戴的旧时相识，还是流年偶遇的惊鸿一瞥，那种器以载道的宁静与丰足，带着岁月静好的怡然与安稳，让人在喧嚣的俗世中安下心来。小小的佩饰之上，充盈着平淡的日常与从容旧时光的沉淀。
中国迄今最原始的佩饰可追溯至“山顶洞人”时期。原始时期的佩饰尤以项饰和腰饰为主，很大程度上以人体性征区域为重点，用以人体美化、自我炫示以及吸引异性，并带着巫术祈祷的概念。他们将动物的毛皮、牙齿、骨骼穿戴在男性身上以求收获与平安；将植物的果实或种子串挂在母性身上以祈求子孙繁衍昌盛。在欧洲也有原始的佩饰被发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克里特岛发现了指环、饰针等饰物。在米诺斯壁画中也出现有贵妇以发带束额，长长的几缕头发则用念珠和宝石穿起并拧成发络，既美观又实用，显现出精致、宁静与平衡之美。
佩饰乃随身或贴身之物，也成为有情人之间的信物。睹物思人，只盼朝暮伴君，相期终始。《诗经·郑风》中有“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释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觽之属也。”表明之前的佩饰常以琳琅满目的组佩形式出现，有情人分开之时，“解佩分袂”，只待不日重逢。西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中，郑交甫与江妃二女分开时“请子之佩”，二女便解下玉佩给他，“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回头间却如梦幻泡影。
更多的古代佩饰兼实用功能，伴随着日升月落的每一天，合心称手，宛如旧人。
【簪钗与耳挖】
用以束盘长发的簪钗，常与鲜花为伴，其中有种耳挖形发簪，既用来簪发美发，闲时又可挖耳自娱，还能防身应急，显示出古人可爱而实用的生活美学；男性发簪更加一物多用，遇到特殊情况，还能充作货币应急
簪始称为“笄”，是最早的一种实用性发具。先民渔猎穴居的年代，人们便已懂得束盘长发。李渔说，“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繁钦的《定情诗》中还有：“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说的是簪钗之物，既能结同心，又能慰别离。簪钗贴近于身体发肤，日夕耳鬓厮磨，沉醉柔乡，而其整体形制，又像是决绝的利器，有种“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浓情缱绻与冷艳痴绝。
温情之处，比如《西京杂记》的记载：汉武帝宠爱李夫人，一次随手取下李夫人的玉簪用来搔头，这便是簪子又名“搔头”的由来，充满肌肤相亲的爱意。冷厉之处，只见《红楼梦》五十二回中写道，坠儿偷了平儿的金镯子，正在生病的晴雯觉得丢人，“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向他手上乱戳”。
“一丈青”的名字形象动人，长而俏，也有说由毒蛇名字而来，指的是一种耳挖形发簪。清代诗集《邗江三百吟》中提到“一丈青”：“斜簪雅鬓雀生角，低亚云鬟星有芒。侍婢若来蛮互触，檀郎猝遇戒其伤。”说明“一丈青”既用来簪发美发，闲时又可挖耳自娱，还能防身应急，显示出古人可爱而实用的生活美学。考之史料，唐代还流行过一种铜制的耳挖簪，非常实用，一边是耳挖，另一边则是镊子，或用作耳镊，或用于修理眉毛。簪于发间，便有了“宝镊见珠花，分明靓妆点”的佳话。
耳挖簪的源头众说不一，而从遗存的实物来说，从元代以后开始大量出现。有单头的，也有双头的，材质与形制多样，往往中间部分錾刻有精美的花果图案。清代是耳挖簪款式最多样化的时代，可以点缀花鸟虫鱼等组件，也可以装饰流苏，或接续弹簧细丝。一方面让女子走动时风情万种、摇曳生姿；一方面在晃动过速之时，也时时提醒女子放慢步子，不要大步流星花枝乱颤，表达出古代端正而矜持的日常审美，一如岁月静好。耳挖簪东渡到日本，最有特色的就是日本花魁那一头夸张的耳挖长簪，还有流苏簪，花簪，丸簪等等，显得繁复而奇诡，富有一种隆重而虚无的仪式感。古装电影《倩女幽魂》中，王祖贤的某个造型就明显借鉴了日本花魁的打扮，显得梦幻而诡异，别有天地非人间。
谢肇淛《五杂俎》中记载：“笄不独女子之饰，古男子皆戴之，《三礼图》：‘笄，士以骨，大夫以象。’盖即今之簪耳。”可见古代男子亦普遍使用发簪。以明代为例，明代男子皆束发绾髻，因此发簪是各阶层男士必不可少的用来固发的首饰。男簪的种类与样式大都见于女簪，但在形制与题材上更偏于男性审美。比如有比德意义的岁寒三友题材，尤其是“劲节棱棱”的竹，很适合男簪的表现。
男性的发簪更加一物多用，充分体现了器用合一、器以载道的美学思想。男簪大多比较厚实，遇到特殊情况，还能充作货币应急。《儒林外史》中，三公子想买鸭子，拔了耳挖簪下来戳一戳鸭肉的肥瘦。《金瓶梅》中把耳挖簪称为耳翰儿，应伯爵等人宴请西门庆，临时从头上拔了银耳挖簪子抵作酒钱。徐霞客《楚游日记》里记载，他在湘江遇强盗而堕水，获救后周身无一物，仅发髻中尚有银耳挖一事，用之酬谢馈赠衣物的戴姓客人。徐霞客感慨道：“余素不用髻簪，此行至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返钱塘江浒，腰缠已尽，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酬饭，以其半觅舆……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簪钗常与鲜花为伴。梁代张隐《素馨诗》中描写：“细花穿弱缕，盘向绿云鬓。”说的是以细线穿花，盘在鬓发四周。唐代《簪花仕女图》中佩簪插花、气定神闲的贵族女子形象，更令人过目不忘。《浮生六记》卷四中描写花船鸨儿的装扮：“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鬂……”簪花的长耳挖簪旁逸斜出，颇添几许风情。
而古时男子亦簪花，或用时令鲜花，或用金银、绸绢等制成假花插于发髻或发冠，所簪之花样式繁多，常有茱萸、木槿、蔷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堪称花样美男。《水浒传》里描写梁山好汉们头上簪花的情景便着实不少。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记有一件奇事，扬州太守韩琦在自家发现一株枝开四朵的芍药，每朵花瓣中间都嵌有金线。便邀请王安石、王珪、陈升之前来饮酒赏花，每人各簪一支。四人后来先后拜相，芍药也因此被称为“花相”，这便是“四相簪花”典故的由来，寄托了男性的优雅情致和世俗理想。
【压襟与蹀躞】
压襟，古人作为衣襟佩饰，令肥阔的衣物平顺，体现出人的仪态美。它往往下端以银链缀着微型的刀枪剑戟、镊子、牙签、耳挖、粉盒等小件，少的两三样，多则九样，可以和各种珠串混搭佩戴
三年前《延禧攻略》的热播，使“压襟”这一物事火遍全网。《阅世编》描绘了宫廷压襟的面貌：“环佩，以金丝结成花珠，间以珠玉、宝石、钟铃，贯串成列，施于当胸。便服则在宫装之下，命服则在霞帔之间，俗名坠胸，与耳上金环，向惟礼服用之，于今亦然。”可见佩饰之间亦讲究呼应错落，层次井然。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东西两宫太后绘像上可见，头戴“一丈青”的太后，珊瑚珠玉与沉香珠串“贯串成列，施于当胸”，与簪花的发饰相与映照呼应。
压襟，又名“事件儿”，自唐代出现，盛行于明清时期，古人作为衣襟佩饰，可理解为“压住衣襟之物”，令肥阔的衣物平顺，体现出人的仪态美。行走时压襟上的坠饰相与碰触，发出轻柔细碎悦耳的声响，可谓声情并茂、活色生香。压襟上端一般以链子系在胸口的扣子上，中间用金银、象牙、翡翠、玛瑙等做成“事件压口”，雕琢成蝉、蝙蝠、鱼鸟、牡丹、如意、云雀等形状，饱含吉祥美好的寓意。
压襟亦直观体现古人的实用美学，往往下端以银链缀着微型的刀枪剑戟、镊子、牙签、耳挖、粉盒等小件，少的两三样，多则九样，加上材质可称作“金三事”“银九事”等等，可以和各种珠串混搭佩戴。孙机先生曾撰文《三事儿》，说的就是明代的一个经典组合：耳勺、镊子、牙签，都是小而细长、随身常用的。有的还会在上面增加一枚筒状物，提溜起来那些小件收拢在筒中，更为精巧便携。明代王士琦墓曾出土仕女形状的金事件，整体样式就是手捧寿桃、身着立领斜襟的仕女，其中空的体内可收拢耳挖和牙签。“事件”类饰物常垂挂在胸前，又名“坠胸”或“坠领”，也有系在汗巾一角，收在袖子里的，《金瓶梅》中亦有描述。明代徐蕃墓也出土过系有银索的汗巾，银索另一端拴有一根银牙签。
压襟的存在，可以和另一种实用佩饰“蹀躞”相关联。《刺客聂隐娘》中，片中女主角聂隐娘初次出场时，身着黑色长袍脚蹬皮靴,腰间佩挂有垂带的腰饰,便称之为“蹀躞”，颇具气场和时尚感。在昭陵唐墓壁画中，蹀躞是出现较为普遍的唐人佩饰。唐太宗外甥女段简璧墓出土的两幅《三仕女图》和新城公主墓出土的七幅《二女侍图》中，那些男装仕女均腰束革带，革带上佩有蹀躞带。
唐代朝廷曾有“大带制度”，以带上的装饰品质地和数量来区别官品权位。开元以后，又立新规，一般官吏不再佩挂蹀躞带。但在民间，特别在妇女中间，蹀躞带却更为流行。唐代女子心态自由开放，喜着男装，腰佩蹀躞带，更重在装饰和渲染气场。宋代张枢《谒金门》词云：“重整金泥蹀躞，红皱石榴裙褶。”真有一种美人如玉剑如虹的唯美英雄气概。
【香囊与鱼袋】
唐人浪漫，随身的香囊、荷包皆名目繁多。其中，香熏球用于随身佩戴或室内熏蒸衣物被褥，还可以取暖，更体现了当时的黑科技；承露囊由眼明囊演变而来，百官敬献它隐喻为沐浴皇恩，民间亦将其用作腰间佩饰并以盛杂物
贴身的香囊因为带着特别的香气和暧昧的情味，成为男女之间情致绵长的佩饰信物。香囊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据《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佩戴香囊在当时是一种日常礼仪。屈原在《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即把装满香草的香包带在身上。恋人之间更把香囊当作特殊的礼物相互赠送。三国时繁钦有《定情》诗：“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随身的香囊，是一份寤寐思服的心意。在《红楼梦》中，黛玉送的香囊总被宝玉藏在里面贴身戴着。而“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的离别之际，更令有情人黯然销魂。
用香之风由来已久。相传轩辕黄帝曾燃用“沉榆之香”，利用香药消毒。人们也常以艾作熏料，“古以肃艾达神明”。各种香气浓郁的芳香植物不断加盟于日常生活，所谓“烧柏子香读周易，滴荷花露写唐诗”，在一室之内亦可冥想绿野风烟、平林草木、东山歌酒的情致。唐代的香熏球也是香囊的一种，用于随身佩戴或室内熏蒸衣物被褥，还可以取暖。令人惊叹的是它体现了唐代的黑科技，无论球体如何滚动，在机环和香盂重力的双重作用下，囊中香料绝不会倾覆，因此可作被中香囊使用。而在欧美，发现这一陀螺仪原理，要远在一千多年之后，后来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从蜀地返回长安，十分思念杨玉环，密令高力士开墓改葬。据说贵妃“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她身上佩戴的香囊，应该就类似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想当初红绡帐暖，绣被香浓，怎不让玄宗对之潸然。
唐人浪漫，随身的香囊、荷包皆名目繁多。杜牧《过勤政楼》诗：“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承露囊也是一种荷包，由眼明囊演变而来。古俗农历八月初一凌晨，女子以彩帛之囊盛装花木上的露水，相传以此洗眼，使人耳聪目明。百官敬献“承露囊”隐喻为沐浴皇恩。民间亦用作腰间佩饰并以盛杂物，也是唯美兼实用的典范作品。
另外，还有一种官员的随身佩饰“鱼袋”。从《新唐书·车服》所载可知，自高宗始，五品以上官员开始佩鱼袋，出现“佩鱼者众矣”的局面，逐渐演变成为官员身份等级的象征。而唐代妇女的服饰使用一般都遵循“妇人从夫色”的穿戴原则，常在钗首处饰以精美的鱼型，从而与男性官员的鱼袋相辉映，同样是一种身份与荣耀的象征，也是夫唱妇随的爱情见证。韩愈《示儿》诗称：“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唐朝低级官员出使国外时，甚至借用高级官员的紫金鱼袋抬高身份，谓之“借紫”。
也有一种文雅的随身佩饰“印笼”，是香囊与鱼袋内涵的扩展。印笼原产自中国，据目前可考安阳出土的饕餮纹铜玺可知，最少在商代出现了玺印，印笼即是盛放印章的容器，便于随身携带。传入日本后，印笼大受欢迎，除印章之外，还用来盛放药片等细碎之物。到了武士道盛行的江户时代，印笼逐渐成为男士居家出行的必备装饰物，也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印笼往往由一堆小型嵌套盒子组成，包括竹木、象牙、兽骨、漆器、金属等质地，筒身分为数段，图饰题材涵盖人物、动植物、文字、山水等，还有很多日本民间传说、鬼怪故事等。其中以螺壳与海贝磨成薄片镶嵌在器物上的螺钿工艺和利用金粉推光的莳绘漆工装饰，与尊贵的物主相映成辉，最富日本古典特色，浓缩了一个时期的东方文化和艺术。
人与物的相逢，就像人与人的相逢，都是和合而生的因缘际会。往事风流云散，而旧物长存，千秋万载，一如初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