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的生存环境激发了老舍特有的幽默天赋，使老舍成为文学个性独特的小说家。
老舍在伦敦先后居住过几个地方，其中居住时间最长的是圣詹姆斯花园三十一号的旧居。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国遗产委员会将这里列为“英国遗产”，挂牌保护起来。这是中国作家在英国的旧居中第一个被挂牌保护起来的。
清苦的旅英生涯
1924年秋天，老舍远赴英国，开启了近5年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生涯。
老舍在英国的生活，可以用清苦二字概括，名义上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其实不过是一名廉价的“打工仔”：每周20个课时，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10点到下午7点；学生五花八门，从十几岁的孩子到70多岁的老叟，应有尽有；教学工作繁重而枯燥，所得到的回报，仅是250英镑的年薪。当时，一个普通的英国大学生每年至少要花300镑，而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的学生则要花四五百镑或五六百镑。靠每月20来镑的收入，老舍既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又要供养远在国内的老母，难免捉襟见肘。
1924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时的照片
工作两年之后，老舍给学校写信要求增加工资，信中这样写道：“到学期末，我在本校已工作两年，根据合同规定，我提请你考虑给我增加工资。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如能应允提高工资，本人将不胜感谢。”由于老舍出色的工作表现，他的年薪由250镑提高到300镑，但区区50镑的加薪，不足以从根本上解救老舍经济上的困窘。为了增加收入，老舍利用假期辅导个别学生中文，按学校规定收入归自己。此外，他还有过两次额外的收入，一次是到BBC电台播音，得到了3镑多的报酬；另一次是录制灵格风唱片，得到了30镑的报酬。这些收入对于老舍虽然不无小补，终究是杯水车薪。
老舍伦敦时代的友人宁恩承这样描绘他：“一套哔叽青色洋服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幸而英国天气四季阴冷，冬天阴冷时加上一件毛衣，夏季阴冷时脱掉一件毛衣也就将就着过去了。”“老舍以250镑，既要保持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不分家，又要寄钱回北京奉养老母，自然要顾此失彼，顾彼失此。”老舍的胃溃疡病，就是住公寓时落下的，发作时到一家叫“上海楼”的中餐馆吃一碗价钱仅值一先令的最便宜的汤面，疼痛就能减轻。然而，就连这么廉价的“特效药”老舍也不敢随便吃。回国的时候，老舍穷得连一张最便宜的三等舱的整船票都买不起，只好先到新加坡，在那里教书，挣到了钱再走。
然而对于老舍这样的人，贫穷所带来的心灵的创伤，远远超过身体的折磨。老舍曾不止一次向宁恩承诉说自己住公寓时，因“穷酸”而受侍女奚落的故事。
如果说囊中羞涩将老舍的异域业余生活限制在读书、爬格子上，英语能力的低下，则将他隔在了英国社会之外。老舍22岁时才开始学英语，已过了最佳的学外语的年龄。起初是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办的一所英语夜校业余学习，后来利用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过一段时间英文，学习条件可想而知。老舍的英语一到英国就露了馅，用他自我解嘲的话说，就是“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那口古怪的英语一定把大英帝国的海关官员骇得不轻，结果吃了一个“只准停留一个月”的签证图章，差点耽误大事。后来老舍授课之余大量阅读英国文艺作品，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属于哑巴英语。受制于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的饭碗，老舍身在英国，却没有多少机会讲英语，一天到晚重复那些简单的北京官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文化的“国中之国”，打交道的除了东方学院教汉学的同事、学汉语的学生，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就是自家同胞。
老舍在旅英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知性与感性
在《英国人》里，老舍这样抨击英国人：“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据老舍的观察，“一个英国人想不到一个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国的规矩，而是一见生人说话行动有不对的地方，马上认为这是野蛮，不屑于再招呼他。英国的规矩又偏偏是那么多！他不能想象到别人可以没有这些规矩，而有另一套；不，英国的是一切；设若别处没有那么多的雾，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气”；并且，“除了规矩而外，英国人还有好多不许说的事：家中的事，个人的职业与收入，通通不许说，除非彼此是极亲近的人。一个住在英国的客人，第一要学会那套规矩，第二要别乱打听事儿，第三别谈政治，那么，大家只好谈天气了，而天气又是那么不得人心。自然，英国人很有的说，假若他愿意，他可以谈论赛马、足球、养狗、高尔夫球等等；可是咱又许不大晓得这些事儿。结果呢，只好对愣着。对了，还有宗教呢，这也最好不谈。每个英国人有他自己开阔的天堂之路，趁早儿不用惹麻烦。连书籍最好也不谈，一般地说，英国人的读书能力与兴趣远不及法国人。能念几本书的差不多就得属于中等阶级，自然我们所愿与谈论书籍的至少是这路人。这路人比谁的成见都大，那么与他们闲话书籍也是自找无趣的事。多数的中等人拿读书——自然是指小说了——当作一种自己生活理想的佐证。一个普通的少女，长得有个模样，嫁了个驶汽车的；在结婚之夕才证实了，他原来是个贵族，而且承袭了楼上有鬼的旧宫，专是壁上的挂图就值多少百万！读惯这种书的，当然很难想到别的事儿，与他们谈论书籍和捣乱大概没有甚么分别。中上的人自然有些见识了，可是很难遇到啊。况且这些有见识的英国人，根本在英国就不大被人看得起，他们连拜伦、雪莱和王尔德还都逐出国外去，我们想跟这样人交朋友——即使有机会——无疑的也会被看成怪物的”。这些话都说得很到位，统统击中了英国人的要害，然而明眼人也可以从中读出一种苦涩的味道。老舍看英国的眼光中显然多了一点东西，也少了一点什么。贫家子弟的身份和寂寞的异域生存处境，决定了老舍感知英国的方式，不可能像那批得风气之先的留欧精英那样舒适自在，而处处带着局外人的挑剔。丁文江笔下人情淳厚的司堡尔丁小镇、徐志摩笔下的与英国文化名流的交往、费孝通笔下的智趣横生的英国学术沙龙，在老舍的笔下是看不到的。
老舍在旅英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赵子曰》
值得一提的是，老舍与英国的隔膜，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众所周知，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死于洋鬼子之手：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舒永寿作为满洲八旗“正红旗”的一员下级旗兵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牺牲，当时老舍尚在襁褓中。洋鬼子的罪恶通过母亲的反复讲述牢牢嵌进老舍的童年记忆，老舍后来说：“在我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神拳〉后记》）这个杀父之仇对老舍一生影响至深，潜在地制约着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
《二马》是老舍旅居英伦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由于前述的各种原因，老舍身在伦敦而被隔离在英国社会之外，宛如置身于一个无形的玻璃罩内，对于英国的评判因此只能依赖知性的概念和本能的情感，这个弱点在《二马》的写作中充分暴露出来。
伦敦的天气也忙起来了。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不是刮风下雨，就是下雾；有时候一高兴，又下雨，又下雾。伦敦的雾真有意思，光说颜色吧，就能同时有几种。有的地方是浅灰的，在几丈之内还能看见东西。有的地方是深灰的，白天和夜里半点分别都没有。有的地方是灰黄的，好像是伦敦全城全烧着冒黄烟的湿木头。有的地方是红黄的，雾要到了红黄的程度，人们是不用打算看见东西了。这种红黄色是站在屋里，隔着玻璃看，才能看出来。若是在雾里走，你的面前是深灰的，抬起头来，找有灯光的地方看，才能看出微微的黄色。这种雾不是一片一片的，是整个的，除了你自己的身体，其余的全是雾。你走，雾也随着走。什么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你，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呢。只有极强的汽灯在空中漂着一点亮儿，只有你自己觉着嘴前面呼着点热气儿，其余的全在一种猜测疑惑的状态里。大汽车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爬，只叫你听见喇叭的声儿；若是连喇叭都听不见了，你要害怕了：世界已经叫雾给闷死了吧！你觉出来你的左右前后似乎都有东西，只是你不敢放胆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动一动。你前面也许是个马，也许是个车，也许是棵树；除非你的手摸着它，你是不会知道的。
这是一幅精微绝伦的雾都景观，在展示老舍过人的观察力和描写力的同时，也证实了老舍对伦敦自然景物熟悉的程度。海外老舍研究专家李振杰曾根据《二马》里写到的伦敦景观，逐一做过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二马》中几乎所有伦敦地名都是真实的。在《老舍在伦敦》一书中，李振杰这样写道：“可以说《二马》中画出了一幅真实的伦敦地理环境图。小说中一共出现了近40个地名，其中有街道、大院、车站、码头、展览馆、教堂、公园、河流等。这些地名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经得起核对。小说中对这些地方的描述，方位清清楚楚，在60年前的伦敦能找到，在今天的伦敦也能找到。这些地方大部分分布在伦敦市区，只有伦敦码头和韦林两处离市区较远。个别地名比较模糊，但根据小说描述的方位，可以找到真实的地方……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几条路线也是真实的，有的是步行，有的是乘车，但都符合伦敦的实际情况。”背景如此真切，生活于其中的英国佬却如此概念化，证明老舍对英国的了解很不平衡，知性大于感性，环境胜于人。
老舍在旅英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二马》
幽默的得与失
有人断言：老舍能成为一名作家，是孤寂清苦的旅英生活逼出来的；老舍自己也承认：“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我的创作经验》）这至少说中一半实情。异域的生存环境促使老舍成为一名小说家，更确切地说，异域的生存环境激发了老舍特有的天赋，使老舍成为老舍那样的小说家。老舍旅英时期的3部长篇小说尽管在取材、人物、结构、语言上存在着差异，却有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幽默。正是这种幽默，把他带到文学创作的路上；这也表明，尽管老舍拥有不亚于一般作家的良知、思想和悲悯情怀，然而其真正的过人之处，却是幽默的天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会开玩笑”。擅长什么，显摆什么，这本是人之常情，到了异国他乡，在孤独寂寞的刺激压迫下必然会膨胀放大，玩幽默于是成为老舍排遣乡愁、维持精神平衡的重要砝码。
受家庭出身、知识背景和性格气质上的限制，老舍身上缺少一种鲁迅那样的文化超人与思想家的气度，写小说并不是出于什么高迈的理想和使命感，而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就像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的那样：“我爱文学，正如我爱小猫小狗，并没有什么精到的研究，也不希望成为专家。”但是这种“玩玩”一旦弄出点名堂，就会严肃起来，变成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在准备极不充分的条件下，老舍率尔操觚，一上来就写长篇小说，居然一炮走红，靠的就是搞笑的绝活。
《老张的哲学》对京城恶棍老张的“钱本位”哲学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老张是北京德胜门外一所“公私立官商小学堂”的校长，身兼兵、学、商三种职业。小说尽管对老张的恶行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寄予同情，然而推动小说发展的，却是各式各样的笑料。比如老张脸上那只“像柳条上倒挂的鸣蝉”的鼻子，和那张“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陷的烧饼”的薄嘴，就引起老舍极大的兴味，重笔描写之后犹嫌不足，继续发挥：“批评一个人的美丑，不能只看一部而忽略全体。我虽然说老张的鼻子像鸣蝉，嘴似烧饼，然而决不敢说他不好看。从他全体看来，你越看他嘴似烧饼，便越觉得非有像鸣蝉似的鼻子配着不可。”在《老张的哲学》里，“可笑”是故事发展的第一动力，正如老舍自白的那样：“我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充分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教我苦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我怎样写〈大明湖〉》）
这种“幽默先行”的创作态度表明老舍的精神结构中尚缺少一种高屋建瓴的制衡，笔走偏锋也是难免的。这种走偏中，显然有搞笑冲动的推波助澜。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尽管在世俗社会获得成功，批评界对此却有很大的保留。比如胡适对老舍作品的评价就不高，认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朱自清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老舍过于夸张的毛病：认为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中，“‘发笑’与‘悲愤’这两种情调，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对此老舍的回答很中肯：“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有的人天生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于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点，尚无大毛病……有的人理会得幽默，而觉得我太过火，以至于讨厌。我承认这个。前面说过了，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并不懂得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确实，在那个严峻的时代玩幽默，本来就是一件不讨好的事，更何况，这是在孤独的异国他乡；当然，这一点只有经历相同的人才能体会。当幽默成为寂寞清苦的异域生活不可缺少的补偿时，必然会变形扭曲，而笑料的过度开采，肯定会降低它的纯度，落入“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陷阱。然而对于老舍这样一介寒士，在冷漠的异域打发日子，何以解忧？唯有幽默！从这个角度看，倒是那些指责老舍玩弄幽默的人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老舍旅英时代的小说创作得之于幽默，也失之于幽默，这是初出茅庐弄文学的人不可避免的过程，证明艺术上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回国后受国内文坛思潮的影响，老舍有意改变写作路子，放弃幽默，写出了《大明湖》与《猫城记》这两部十分严肃的作品，可是艺术上并不成功。正如他后来自剖的那样：“朋友们常常劝我不要幽默了。我感谢，我也知道自己常因幽默而流于讨厌。可是经过两次的失败，我才明白一条狗很难变成一只猫。我有时候很想努力改过，偶尔也能因努力而写篇郑重、有点模样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缺乏自然的情趣，像描眉擦粉的小脚娘。”（《我怎样写〈猫城记〉》）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英国众多的作家中老舍为什么对狄更斯的作品情有独钟：“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司与哲扣布也都使我喜欢。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他乡遇知音，使他产生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老张的哲学》的问世，可以说就是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示范的结果。这两部小说结构松散，风格幽默，作为初写小说的老舍的模本，真是太合适不过了，它们鼓励老舍放胆纵笔，施展自己的搞笑看家绝活。英国文学史家艾弗·埃文斯这样评论《匹克威克外传》：“喜剧因素从来就不是附加上去的，因为它是喜剧的生活观的一种不费力的表现。狄更斯仿佛特别以一种逗乐和夸大的方式看待事物”。《英国文学简史》这番话也可以挪用到对《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评论上。
《光明日报》（2019年05月03日05版）
